重磅推薦！
本文是中文世界首次對英國歷史上著名的“空氣織布機”（Air Loom）事件進行跨學科多重解讀：科學、文學、政治、甚至好萊塢電影，跟精神分裂症究竟有著什麽樣意想不到的關聯？
Lapis Polaris, Magnes | Image: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陰謀論和妄想症：真實感妄想症和文學虛構：邊界問題科學幻想和妄想症：恐怖科學
1. 陰謀論和妄想症：真實感
1793年9月的一天，巴黎憲兵突襲了蒙馬特高地（Montmartre）一處旅館，遵照“救國委員會”（Comité de salut public）指令，前來抓捕一名英國茶葉經銷商。此時正值雅各賓黨人（les jacobins）恐怖統治開始進入最黑暗時期。
儘管這個名叫詹姆士·第利·馬修斯（James Tilly Matthews）的英國人一個法語都不會講，但“救國委員會”就認定他是一名英國間諜。這個英國人只有27歲，自稱是英國共和派，因爲不滿英國政府才流亡到法國。但是由於他跟一名英國共和派思想家大衛·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過從甚密（準確地說，是威廉姆斯的學生），而威廉姆斯又跟眼下正在遭大清洗的吉倫特派（les girondins）主要領導人牽連甚深（威廉姆斯代表法國在英法兩國之間充當中間人，以阻止英國對法國宣戰），於是被捉住的馬修斯就被懷疑是個雙重間諜。
在雅各賓恐怖統治時期，像馬修斯這樣的人，但凡只是被懷疑可能是間諜，大概率也是會被處死的。但馬修斯是個例外，他從1793年一直關押到1796年，期間輾轉多所監獄，而且長期戴著鐐銬單獨關押。這三年是法蘭西歷史上最恐怖、最動蕩的時期之一，我們無法想象這三年時間裡，馬修斯到底經歷過什麽。但可以肯定的是，鑒於外殘酷動蕩的法國不可能對監獄裡面毫無影響。
馬修斯沒有被送上斷頭臺。1796年3月，當局認定馬修斯是個瘋子，最終將其從監獄裡趕出來，並遣返回英國。回到英國不久，馬修斯就給利物浦伯爵（Earl of Liverpool)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聲稱他是受到利物浦伯爵支持在英法之間調解關係。信中除了回顧他自己在法國被逮捕的悲慘遭遇之外，還提到有人要給他數千萬利弗爾（Livres，當時法國貨幣單位），支持他在大不列顛煽動暴亂，要不同意的話，就處死他。等他被扔進監獄以後，又有秘密消息告訴他，有很大一筆巨款（假裝經他之手），被某些英國權貴接手用來在英格蘭煽動暴亂。他暗示某些權貴可能要圖謀不軌，想找機會跟利物浦伯爵面談。但是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洛伊·珀特（Roy Porter）所講，這封信是很靠不住的，而且利物浦伯爵可能根本就沒見過馬修斯這個人。1
這封信陰謀論意味很重，同時自身也存在邏輯混亂。馬修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又身無所長，哪裡值得被法國人托付數千萬利弗爾巨款去英國製造騷亂？同樣的錢直接用來賄賂英國權貴不是可行度更高嗎？爲什麽要經過一個小人物之手呢？再者，不是說不配合就處死他嗎，他爲什麽沒有被處死？也許是覺得這封信實在莫名其妙，我們至今也查不到利物浦伯爵有沒有回信，很可能就是根本沒回信。
也許是等了三個月之久沒有回音，馬修斯有點等不及了。同年12月，他又給利物浦伯爵寫了一封信。第二封信劈頭蓋臉辱駡利物浦伯爵是“最道德敗壞的賣國賊”（a most diabolical traitor），還毫無根據地指控利物浦伯爵與同夥策劃了1793年5月31號的巴黎起義（這次起義最終推翻了吉倫特派，給更加恐怖的雅各賓派上臺掃清了障礙）。信中還説，是利物浦伯爵和同夥的陰謀詭計，造成法國末代王后瑪麗·安托萬（Marie Antoinette）、（末代國王路易十六之妹）伊麗莎白公主和（路易十六之子）尚且年幼的路易十七橫遭殺身之禍，而利物浦伯爵跟同夥還瓜分了這些受害人的珠寶。包括這些子虛烏有的指控在内，馬修斯還控訴大不列顛有一個“秘密内閣”（Secret Cabinet）給英國、歐洲和殖民地造成深重災難。這些指控被歸咎到利物浦伯爵的“叛國罪”上。馬修斯覺得正是因爲自己戳穿了這些陰謀，現在全世界都說他瘋了。2 但是利物浦伯爵好像還是沒有搭理他。
兩封信間隔三個月，可以見出馬修斯精神狀態的惡化狀況（即使還不到診斷他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地步）。從第一封信的一般陰謀論，到第二封信幾近瘋狂的控訴和痛斥，除了邏輯變得更加混雜不清之外，馬修斯的恐懼、悲憤和不被理解的怨恨一股腦噴發出來，同時還流露出被迫害妄想的端倪。
馬修斯提到的“秘密内閣”有點像近幾年流行的“深層政府”（Deep State）陰謀論和“光明會”（Illuminati）陰謀論的雛形：特點是一小撮社會精英秘密操控國家政治和國際局勢，並且通常含有邪惡到荒誕不經的目的。馬修斯對這種陰謀論動機的猜想是金錢和財富，他不但一次又一次提到巨額金錢交易，還多次提到珠寶和貴重物品，似乎他含沙射影指控那些陰謀操控國家、陰謀破壞社會穩定的邪惡組織就是奔著錢財去的。另一方面，這種理論不但假設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多次起義和暴亂是因爲有一小撮人陰謀煽動，目的是搶劫財富，還假設只要用足夠多錢引誘，英國人就可能起來造反推翻自己國家。似乎人民對國家不滿，無一例外是被陰謀團夥煽動的結果，而正常情況下，人民似乎沒有理由要起來推翻自己國家。
這種想象（即便假設它不是因爲病態原因）多少讓人想起一個有點老掉牙的笑話，其中有個版本是這樣的：有人問一個窮人：“你覺得有錢人早上起來吃什麽？”窮人憧憬地說道：“那肯定是白米飯就白麵饅頭吃才香呢！”
馬修斯不斷地糾纏政府，一次又一次寫舉報信，甚至把所謂的“證據”寄到首相那裡，但是遭到首相粗暴拒絕。大部分情況都沒有人搭理他。他仍然不服。一直鬧到下議院，他還對樞密院咆哮，大駡他口中的“叛徒”和“賣國賊”。但是他沒辦法説服任何人，還被人架走，驅離下議院。他强迫別人聽他講話，但是沒有人在乎。於是他更加認定了所有人串通一氣要害他。他感覺隨時有特務跟蹤他，甚至還有人跟他長得一模一樣假冒他。最後，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認爲他精神和行爲異常，要求他所在堂區限制他到處走動，直到1797年1月底把他關進伯利恆精神病院（Bethlem Hospital）爲止。
到此爲止，我們很難分得清陰謀論和妄想症的界限。因爲陰謀論者似乎也有某種偏執狂特徵：如果你不理解他的意思，不加入他、跟他站在一起，那你對他就有潛在的敵意和威脅。陰謀論和妄想症尤其相似的一點是，兩者都是無法證僞的：不論你拿出什麽反駁證據，你總有拿不出的證據推翻這種無休止的舉證要求。
假如我們在事實和虛假之間劃定兩個極點：一端是純然事實，一端是純然虛假。陰謀論和妄想症就像被逐出這兩個極點之外的第三個極點：它並不介於兩個極點之間，而是在兩個極點之外。通常我們認爲陰謀論就像是某種半真半假的東西，但事實并不是這樣，半真半假的東西叫謠言或者傳言，跟陰謀論毫不相干。陰謀論的真實狀態與妄想症別無二致：兩者都是既不可能是真，也不可能是假。這就是第三個極點。
既不可能有真實屬性，也不可能有虛假屬性，那究竟是什麽屬性呢？這是一種接近文學虛構的特殊屬性。我們讀《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巴黎的街道、建築和各種陰暗角落歷歷在目，但我們知道這些虛構不可能是真的，但它們爲什麽仍然讓我們相信故事並不是純然虛假呢？我們讀《百年孤獨》（Cien años de soledad），即便我們早就知道馬孔多（Macondo）這個地方並不存在，但是我們仍然饒有興致地聼作家“胡説八道”，並且被一個又一個離奇故事深深吸引。我們不禁要問：真實對我們來説果真很重要嗎？但事實上我們要追問的是：蠱惑我們的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真實感？
你也許聯想起法國社會學家尚·布西亞（Jean Baudrillard）1981年在《擬像與仿真》（Simulacres et Simulation）一書，提出的“超真實”（l’hyperréalité）概念。但是“超真實”是一個後現代概念，是隨著信息技術、傳播技術和娛樂技術演進，同時伴隨消費社會擴張的新的“真實”觀念。
陰謀論和妄想症所追求的“真實感”，其出現不見得晚於文學虛構，與符號學跟傳播學沒有什麽相關性。可以比較準確表述這種“真實感”的説法也許是：不確定的現實性。但是“不確定的現實性”同樣有缺陷，因爲它暗示陰謀論和妄想症好像被表述成了一種現實，就好像它是真實的，然而這是不可能的。因爲陰謀論和妄想症既不可能是真的，也不可能是假的。有人相信它並覺得它是真實的，那就是説它確實塑造了某種真實感，但這種真實感是一種關於現實的幻覺。
但是我們又不得不承認，當我們說“現實”的時候，“現實”與“真實”並不能夠完全重叠。比如，在“全色盲”看見的世界中，我們將不存在除了灰色、黑色和白色以外的顔色定性爲“現實”。但在部分色盲和無色盲眼中，這種情況肯定不是“真實”情況。這種情況在視錯覺游戲中，尤其常見。這説明我們對“現實”的定性，是可能基於某些我們難以察覺、甚至難以分辨的錯覺的。“錯覺”之所以是“錯覺”，就在於它分明是假的，但真真實實地讓我們感受到，給我們造成一種“真實”印象。
在伍迪·艾倫（Woody Allen）1985年電影《開羅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中，女主角西西莉亞（Cecilia）因爲多次來同一家電影院看同一部電影《開羅紫玫瑰》，最終打動了電影中的男主角，於是男主角打破“第四面墻”，衝破只有黑白世界的銀幕闖入到彩色世界中來，要跟她私奔。我們知道這種事情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但是卻並不妨礙我們爲故事的趣味性、情感的真摯性感動。一種絕不可能發生的東西給我們塑造的現實感，讓我們相信其中有某種真實的東西，儘管我們不但明確知道電影是假的，電影中的離奇情節也不可能發生。
到這裡，我們似乎要走到這一步，差不多要暗示說：陰謀論和妄想症所追求的“不確定的現實性”似乎是在滿足某種情感需求。在這方面，陰謀論引發的憤怒、怨恨和恐慌，是有指向性的。妄想症可能要走得更極端一些，但本質上仍然是如此：對於巨大危險或災難降臨的恐慌，不被人理解、遭人排斥、被人異化、乃至（可能）遭人迫害的恐慌，以及由恐慌同時誘發的憤怒和怨恨，都是指向同一個假想目標的。陰謀論和妄想症也都致力於塑造這種“假想敵”來堅固自己的情感根基。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來，陰謀論和妄想症所感受到的“真實感”，更多是情感的真實性，與事實本身毫無關係。人們之所以覺得這樣的情感是真實的，是因爲從事件本身提取出來的情感承擔著“轉喻”（Metonymy）作用。對於這些人而言，事件本身的真實性其實取決於“轉喻”的真實性。似乎“轉喻”才是賦予真實感的某種東西，而“轉喻”自身卻不取決於事件本體。即使事件是假的，卻不影響“轉喻”是真的。
馬修斯感受到的恐懼、憤懣和怨恨，完全可能是先在被關押於法國監獄的那三年時間裡形成的。我們後來知道，他可能幻想出了一名獄友，還虛構了一系列科學幻想，這樣的發展爲他的情感發展找到了一個“轉喻”：“空氣織布機”（Air Loom）。因爲我們在馬修斯自己寫給利物浦伯爵的兩封信中，並沒有看見“空氣織布機”這種説法。這説明很有可能是後期病情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空氣織布機”不但是馬修斯精神恐慌的直接縮影，也是對他在給利物浦伯爵兩封信裡含混不清的情感做進一步提煉和“轉喻”，最終賦予了這些模糊但真切的情感以清晰而明確的恐懼形象。
2. 妄想症和文學虛構：邊界問題
在1796年底給利物浦伯爵去第二封信以後，到馬修斯把事情鬧到下議院以前，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馬修斯聲稱有一夥人（準確說是7個人），藏在倫敦城墻（London Wall）附近某處秘密地點裡，秘密操控“空氣織布機”，利用“空氣動力化學”（pneumatic chemistry）對攻擊和毀滅英國人，其中首相和大臣們成了首當其衝的受害者——他們成了被“空氣織布機”操控大腦和肢體的傀儡，“空氣織布機”則通過操控這些權貴來毀滅英國。
“空氣織布機”的運行原理，或者説，“空氣動力化學”的理論原型，是所謂的“動物磁氣說”（animal magnetism）。“動物磁氣說”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就已經風靡一時，這種説法是奧地利催眠術士佛蘭茨·梅世摩（Franz Mesmer）發明的。梅世摩的催眠術給當時歐洲各國帶來了不小震驚，公衆普遍把“動物磁氣說”當成是真正的科學對待。甚至前面提到的法國王后瑪麗·安托萬也是梅世摩的狂熱粉絲，梅世摩一時風頭無兩。到1785年，法國科學界聯手發起了一項調查，指控梅世摩是江湖騙子，梅世摩才不得不趕忙跑路。
18世紀歐洲人對科學發明有著强烈好奇心和巨大熱情。1784年至1785年間，法國發明家尚-皮埃厄·布朗夏（Jean-Pierre Blanchard）發明的飛艇早期雛形在英國和法國多次試飛成功引起巨大轟動。稍早一些，1746年，在萊頓瓶（Leyden jar）發明出來以後，法國神父兼物理學家尚-安托萬·諾萊（Jean-Antoine Nollet）還組織過至少兩次大型點擊實驗，一次電擊了180名法國皇家衛隊，另一次則組織了將近兩公里的人鏈（每人用鐵綫相連）進行電擊實驗。電的發明不但在歐洲引起轟動，在大洋對岸也湧現高漲的熱情。1748年感恩節，未來美國國父之一、政治家、科學家本雅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還組辦了一場“電擊晚宴”：他們用電擊殺了一隻火鷄，再把火鷄串在電力驅動旋轉的烤叉上，用電瓶點燃的火烤熟，還用蓄電池放電當背景音樂，甚至喝酒碰杯的酒杯也是通電的。這些情況還被法國科學哲學家加斯東·巴士拉（Gaston Bachelard）寫進了《科學精神之形成》（La Formation de l'esprit scientifique, 1938）這本書裡。
催眠術可能是一門至今難以清晰準確解釋的科學，但“動物磁氣說”卻是一種僞科學，即使當時人對此深信不疑。我們的主人公馬修斯可能是其中最走火入魔的一個：他在“動物磁氣說”基礎上，杜撰出一門“新科學”——“空氣動力化學”。他還有鼻子有眼地稱，李實博士（Dr. Rees）1783年編纂的《錢伯斯詞典》（Chamber’s Dictionary）在“織布機”（loom）條目下，對所謂“空氣動力化學”有解釋。但這是他幻想出來的。
馬修斯不但能近乎精確地描繪出他“看見”的“空氣織布機”的機械細節和操作原理，還對操控機器的七人團夥（四男三女）做了簡單描述。他說躲在倫敦城墻附近秘密據點那七個人是外國間諜：他們專門竊取英國政府機密給外國敵對勢力，並且正在毀滅英國社會。他繪聲繪色地描述細節、闡述原理，但幾乎從不説是怎麽認識他們的，或者說，他覺得是這些人通過“空氣織布機”給他的大腦傳達的這些訊息。
根據馬修斯自己的説法，其中四名男子，年齡在55至65嵗之間；三名女子，兩個36嵗，另一個48嵗。鑒於馬修斯跟他的精神病醫生說，這些人平常在一起濫交或群交，3 這種年齡差異似乎有些奇怪：（對於平均壽命相對較年輕18世紀來説）男子年紀較長，處於性能力衰退階段，女子則處在性成熟後的青壯年，屬於性能力旺盛期。這個微不足道的細節很不幸被馬修斯的精神病醫生一筆帶過，可能因爲有傷風化的關係，對馬修斯原話做了簡略處理。但還是露出一些細節，比如其中有個叫夏洛特（Charlotte）的女人（36嵗），長得很豐滿，外表看起來像法國女人，一直說法語。夏洛特一直待在家裡，其他人幾乎不讓她穿衣服，也不允許她出門。馬修斯認爲那個女人被鐵鏈鎖著，因爲她有時候也說自己跟馬修斯一樣是囚犯。但馬修斯不懂法語，他的精神病醫生可能問他們之間是怎麽交流的，馬修斯說，她講的法語和她的“腦内話”（brain-sayings）是用英語習語傳達給他的——這些人都用“腦内話”跟馬修斯交流。這裡的“腦内話”大致可以理解成：通過操縱“空氣織布機”，調節磁力流體（magnetic fluid），要傳達的信息不是通過聲音呈現出來，而是直接呈現在大腦中——但被接收對象（也就是被攻擊對象）如果智力足夠高的話，可能意識到，在受到干擾以後，自身知覺已經不同於平常未受干擾的時候。總之，這個叫夏洛特的法國女人，似乎透露出某種性欲象徵或者淫亂跡象，但是被做記錄的精神病醫生選擇性淡化了。
在現代精神分析學家看來，這個法國女人，不但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影射馬修斯自己慘遭囚禁於法國的經歷，還很像馬修斯自身的某種人格化身——雖然其他六個人也被認爲是馬修斯的多重人格——但是斷斷續續的情欲徵象非常不連貫，從精神病醫生泄露的細節我們可以窺見一部分事實，但無法把它們連貫起來，想象性壓抑或性扭曲在馬修斯身上發生了什麽變化。
在法國把牢底坐穿的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經歷的精神和肉體痛苦並沒有導致他出現精神分裂症。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監獄和囚禁似乎都促成了同一種虛構能力，或者説是重構生活史、精神史的野心。薩德侯爵虛構的性冒險、性變態、性狂歡，以及强奸、凶殺、誘騙等劣跡，與馬修斯巨細靡遺地虛構出來的“空氣織布機”陰謀、科學幻想和啓示錄式災難，似乎從兩個截然相反的側面來説明同一件事情：文學虛構自身有一種病態特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