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剧《真田丸》有个非常突出的母题就是结盟。不仅这个母题在中国影视剧缺乏深度描写，中国社会也无法准确领会结盟的复杂含义。
中国古代并不缺少结盟，但中国很少把结盟拍出政治深度，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对中国人的一般经验而言，订立盟约不见得就是好事。比如“澶渊之盟”名义上是议和，宋辽互称兄弟之国，但宋不但要受燕云十六州之辱，每年还要向宿敌缴纳岁币，实际上是宋受了辱。
2013年的《大秦帝国之纵横》和1997年的《东周列国·战国篇》算把中国古代政治结盟表现得比较优异的了。中国的战国时代结盟常被说成是“合纵连横”，仿佛决定结盟的关键因素是巧舌如簧的说客和诡计。这仍然是脸谱化的解读，跟浮光掠影没有本质差别，虽然看起来同样很精彩。
相比之下，《真田丸》中的结盟已经脱离了所谓的“权谋”和“诡计”范畴，更逼近现实政治的一般经验。一个最突出的地方就是真田家族夹在列强之间反复左右横跳，真田家反复背叛的北条家和上杉家仍然无法拒绝与之结盟。同样的情况放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弱国往往逃不脱被灭国的命运。真田安房守的老狐狸做法恐怕要被“大义凛然”《左氏春秋》骂得狗血淋头。
这里的“大义凛然”显然是讽刺。中国人的政治意识被道德浸透很深，但是实际行为又往往违背自己的道德。儒家是最喜欢“大义凛然”骂“乱臣贼子”的，结果频繁地改朝换代，哪个朝代不是“乱臣贼子”建立的？“乱臣贼子”建立的新朝廷并不妨碍儒家重新搬出三纲五常来奠定新朝廷的合法地位。
比如春日信达被真田源次郎说服背叛上杉家——明明是真田安房守派儿子真田源次郎去劝降，反而等到春日信达一拿到北条家的纳降承诺，就指使真田信尹毫不犹豫杀掉春日信达，结果平息了北条家跟上杉家的战事。也就是说，死了一个人，但使许多人免死于战争。
春日信达之死当然很不道德，但也并非不道德能简单概括。这就是政治自身的复杂性。对政治家来说，并不存在“电车难题”。不是因为政治家不道德，而是政治家必须在牺牲、代价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因为政治家不仅关系到国家之存殁，还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在这两者都无虞的情况下，政治家也要计算得失和代价，他必须这么做，计算是政治家的责任。
回到结盟这个母题上。真田家的结盟艺术并不是单纯的投机。而是有一批同样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在反复计算得失和风险。即使互相有仇或互相背叛的家族，也不妨碍他们为政治上无法拒绝的理由合作。政治家如果以道德为理由，拒绝合作，其结果反而是自己陷入孤立无援，乃至身死国灭。
对于中国的反对派群体来说，结盟这种政治艺术也是需要摈弃私人恩怨和政治短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鼓吹培养我们自己的反对派政治家：因为政治家懂得计算和合作，而不是一味斤斤计较、睚眦必报。政治家跟普通人相比最大优势就在于政治家手段不但更强硬也更柔韧和灵活；普通人的拒绝就是拒绝，不存在调和和折衷空间，其结果就是强硬也不够强硬、灵活也不够灵活，这样的情况完全不能应对反抗极权国家的政治风险。
如先前所言，我们面对的强敌是别国反抗经验中所没有的。如果我们单纯照搬照抄别国反抗运动经验，用同水平低强度的弱办法来对付更强的强敌，那必败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