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反對派，很多人第一反應就是民主國家的反對黨，然後立刻聯想到專制國家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對派。這種直覺肯定不符合事實。
專制國家當然也可能有反對黨。比如現在的委內瑞拉就有反對黨，老馬可仕獨裁統治下的菲律賓也有反對黨。
即使歷史上根本不存在反對黨的前共產主義國家也一樣可能有反對派。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對派，並不是以合法身份存在的反對黨，而是指通常不受法律保護、反而遭當局鎮壓的不同政見群體及其反對活動。這種特殊的社會運動通常以知識界和草根社會為主體，在運動高潮形成強大社會壓力的情況下，也可能促成統治集團內部分裂，使得部分政治精英主動疏離於政權，乃至與當局做公開切割。
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對派政治」本質上就是一種社會運動。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前共產主義國家嚴厲禁止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於是就衍生出半公開半地下的社會運動模式——當然也有後來轉入地下的反對派運動。
那麼，在中國有沒有可能推行反對派運動呢？更進一步說，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反對派運動呢？本期節目是第一次完整闡述在中國推進反對派政治運動的理論設計。
首先，我們要結合前面幾期節目解釋中國形成反對派運動的必要性；其次是介紹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對派運動是怎麼做的；第三是集中闡述中國需要什麼樣的反對派政治運動；第四是解釋反對派政治運動具體需要做什麼；最後，本期節目要澄清社運圈和民運圈的關鍵區別，以便更准確定位反對派政治運動。
本期節目專為反對派政治訓練設計，內容分成上、中、下三節，請觀眾做好心理准備。
我們在先前節目中結合處於國際前沿的政治科學量化研究成果，解釋了為什麼通過武裝暴動實現民主轉型的道路行不通，而擺在我們面前的社會出路，不僅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原子化障礙和社會動員障礙，還要遭遇由偏見、陋習、惰性和認知謬誤等因素造成的認知混亂和社會心理障礙。
要克服這些困難，迫切需要從社會文化、思想觀念和認知行為等方面尋求突圍，包括以新的文化運動和思想解放運動等形式推進社會動員，打通社會動員阻滯環節。為了實現這些目標，社會運動模式需要突破原有窠臼才有可能打破現狀。
眼下中國的經濟神話正在破滅，早在2014年，經濟學家許小年就已經預言了長期結構性衰退趨勢不可避免。雖然結構性改革近年成了中國經濟改革熱門議題，但是正如經濟學家吳敬璉所講，結構性改革根本上就是制度改革，用其原話說就是要建立一個「包容性的經濟和政治制度」。這就意味著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制度改革，結構性改革就是空談，那麼長期的結構性衰退趨勢也將不可逆轉。
顯然，中共當局並沒有進行政治和經濟制度改革的誠意。這樣的改革不僅要確立市場經濟主體，還要建設法治環境，這就是當局避之唯恐不及的自由化改革，因為自由化改革不僅觸犯到特權階級的利益，還危及到中共政權的執政根基。
在改革停滯、經濟衰退、合法表達民意的渠道被堵死的情況下，生存壓力飆升、社會不滿情緒升高、社會矛盾尖銳等社會問題也將層出不窮。社會危機和經濟危機互相疊加，不僅給在危機期間實現社會合作創造了條件，還形成了催生出社會運動的時代環境，而社會運動的根本職能就是推動社會變革。
但是眼下中國的社會運動存在哪些問題呢？1989年以來，大規模社會運動在中國大陸已近乎絕跡，盡管2022年底在全國范圍內爆發了一場曇花一現的白紙運動。在三十多年時間裡，中國社會運動的主要形式是孤立的維權運動、上訪、小規模抗議和新公民運動等等，而轉向海外的民主運動則主要組織營救政治犯、國際聲援和人權控訴等行動。
中國大陸現存的社會運動模式呈現出嚴重的碎片化特點，其根本問題還是出在無法實現大規模社會動員上，即使維權和上訪事件多次達到歷史高峰，也沒有出現維權群體和上訪群體互相串聯，形成全國規模的抗議活動。
社會運動模式碎片化，在其根源上還是社會原子化危機造成嚴重困難。簡單來說，這種困難可以表述成個體和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無法實現有效合作。碎片化的行動模式給中共當局創造了分而治之、各個擊破的優勢。轉向海外的民主運動同樣存在嚴重的碎片化問題，比中國大陸情況更糟糕的是，海外民主運動遭到了認知作戰和超限戰擾亂，長期處於無法合作、互相攻訐和反復內訌的泛戰爭狀態。但更嚴峻的形勢是，流亡海外的民主運動由於長期脫離中國大陸，不僅中國社會普遍怨恨和不理解，連海外中國人社群也一樣對之懷有怨恨情緒。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將沒能推翻中共政權的責任，全部推卸到海外民主運動頭上，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在其他專制國家的海外社群中，也一樣存在流亡群體，這些流亡群體做的事情與中國海外民主運動並沒有太大差別，其主要著力點仍然是營救政治犯、國際聲援和人權控訴。
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海外離散群體也做過同樣的事情，除此之外，他們還積極籌措資金和物資，通過地下走私網絡，踴躍支援前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地面和地下反對運動。除了經濟支援之外，走私違禁出版物、印刷設備和油墨也是常見的支援形式，這些援助繞開了當局的審查和監控，極大地支持了地面和地下宣傳動員活動。在物資和經濟支援方面，中國海外離散群體即使有能力支援，也不知道該支援誰，因為中國大陸長期沒有連貫的社會運動潮流，也不存在一個地下反對運動，把沒能推翻中共政權的責任，全部推卸到海外離散群體頭上，顯然是沒有道理的。
但這倒不是說中國海外離散群體盡到了自己的責任，在民主運動流亡到海外的三十多年時間裡，離散群體不僅沒能夠形成有效的政治組織、沒有形成分工合作，也沒有利用好自由開放的國際環境繼續探索新的社會運動形式。隨著時間推移和新生代成長，部分早期民運領袖逐漸失去了社會領導力，另一部分則轉型成了人權活動家，在國際舞台上積極參與公益事業，與此同時卻很少有人把心思用在培養新生代社會運動骨干上，更沒有人關心社會運動的未來，而只是寄希望於中共政權自己垮台。人權活動和對政治犯的國際聲援活動毫無疑問是必要的，但是光有這些還不夠，這些活動還遠遠不可能促成中共政權倒台。這時候最可能對中共政權構成實質性挑戰的社會運動反而後勁乏力了。海外離散群體不能說對此沒有責任，因為根據晚清革命活動來看，海外離散群體不僅是籌措革命經費的重要來源，還負責策劃、宣傳、指揮和疏散反抗行動。
現在中國大陸跟晚清情況很相似，在本土組織策劃反抗行動風險太大，這迫使社會運動不得不先在海外離散群體中醞釀政治風暴，然後再將政治風暴引向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早期革命元老包括孫文、黃興、陳其美、宋教仁、胡漢民等人不僅有留洋經歷，還長期在境外或租界秘密組織策劃反清活動。
就此而言，現在的海外離散群體確實沒有盡到相應責任，不但沒有像晚清海外離散群體那樣醞釀反抗行動，也沒有去探索將社會運動從海外引流到中國大陸的可能途徑。面對海內外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升高，流亡的民運領袖們不但沒有采取有效應對策略，反而還將質疑和怨恨稀裡糊涂地歸咎於中共政府的破壞活動，未能正視海外民主運動自身的發展困境和老一輩領導集體的領導力問題。
基本上可以說，離散群體將中國的社會原子化危機也搬運到了海外，內訌、互相拆台、造謠中傷、黨同伐異、狗咬狗等現象在中國離散群體中非常普遍，這種情況使得群體和個體之間的合作變得極其困難。這樣的亂象不要說很難對中共當局構成任何實質性挑戰，北京方面隨便利用一個爭議性事件挑撥一下，就能引起離散群體大混戰。北京當局雖然也給大外宣撥款，但大外宣主要不是用來挑撥中國離散群體的，而是用來塑造虛假國際形象和制造認知混亂，用來對付離散群體的撥款其實微不足道。假如隨便丟一根骨頭就能引起狗咬狗大混戰，實現「二桃殺三士」的效果，實際上就不需要大費周章把離散群體當成主要敵人來對付了。
在這裡可以看出幾個認知錯位：海外離散群體把推翻中共政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大陸民眾身上，但中國民眾把沒能推翻中共政權的責任歸咎於海外離散群體無能；部分海外流亡群體甚至還誇大了自身的政治影響力，中共當局根本沒有把流亡群體當成主要對手，假如隨便挑起一場內訌就能實現「以華治華」的效果，這樣的流亡群體不僅不會對中共政權構成實質性挑戰，反而幫忙抑制了外部威脅。
在此之上，海內外的中國人社群都出現了普遍的怨恨情緒和憤世嫉俗傾向，把無法實現社會變革的責任歸咎於民族本性或者國民劣根性，或者互相謾罵、互相推卸責任。
這種一盤散沙的混亂局面事實上也在幫助中共當局對沖風險。但必須說明的是，像中國海外離散群體這種亂糟糟的情況並不少見，並不見得是因為國民劣根性和文化基因所致。比如伊朗海外流亡群體近年也一樣發生了變化。
根據荷蘭智庫科林根達爾國際關系研究所一項報告顯示，近年伊朗海外離散群體把斗爭熱情轉向了內斗和內耗，即使同一個政治光譜上觀念接近的群體之間也一樣互相攻擊，在此之前，伊朗海外離散群體的主要斗爭矛頭是伊朗政府和親政府人士。
這種轉變與中國海外離散群體近年轉變非常相似，中國海外離散群體這邊也在忙於內斗和內耗。中國跟伊朗海外流亡群體還面臨著同樣的信任危機，因為脫離本土太久，海內外社群之間對彼此的失望情緒和怨恨情緒都在不斷升高。
那怎麼打破這樣復雜糾纏的僵局呢？毫無疑問，首先要考慮的出發點，就是要把離散群體培養成真正夠資格的政治威脅，不但要讓中共當局「二桃殺三士」的離間手段無法得逞，還要將外部威脅和內部威脅串聯起來，對中共當局構成內外夾擊的挑戰。
那怎麼才能實現這個目標呢？第一步無疑是要培養社會運動骨干，實現分工合作。沒有經過相當政治訓練的頭腦，不僅容易偏執和固步自封，還容易陷入群氓思維。缺乏專業知識和專業手段，還無法跳出窠臼，用新的策略來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亂象，乃至在遭遇重大挫折的時候失去領導力，致使社會運動失控或者被連根拔起。
所謂分工合作，不但要將社會道路、戰略設計和政治顧問等理論層面交給有能力勝任的人，避免缺乏相關能力的人堆積在同一個領域，滋生大量毫無必要的清談和社會分歧，阻礙社會運動；分工合作還要恰當利用國內社會角色和離散群體角色，最大化發揮職能分工的效用。
中國社會還有一種嚴重的重行動、輕理論的社會偏見，這種集體傾向就是缺乏社會分工合作意識的典型表現。如果社會運動存在清晰的分工合作，不但要避免缺乏理論能力且缺乏專業知識的人堆積在理論領域，還要避免錯誤地要求理論人才和政治顧問人才，毫無必要地卷入沒有成效的社會行動。
我稍後還會講到，部分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也曾將培養社會運動骨干視為關鍵議程，但很多人對此有種典型的群氓思維：他們不但意識不到中共當局政治手段的復雜性和專業性，還意識不到極權國家的反對活動對專業知識和分工合作要求極高，單靠蠻力遠遠達不到目的。中國大陸近期爆出的醫療界丑聞，使民眾意識到醫生的專業技能有多重要，但是換成危險系數更高，更復雜、更致命的反抗活動，中國民眾怎麼反而沒有要求了呢？
由於缺乏專業知識和分工合作，公眾不但無法正確理解和認識社會運動，還會反過來極力阻礙社會變革，或者任由群氓政治將社會運動引入歧途。這裡說的「群氓」跟經濟和社會地位無關，而是關系到反智主義、民粹主義和缺乏政治專業知識。在現實中經常可以看到，即使社會精英也一樣可能只有群氓習性，沒有政治頭腦，凡事本著暴發戶習性橫沖直撞。這些人明明沒有專業知識，卻把自己當成了社會理論家，顯然是沒有擺正其在社會分工中的角色和位置。
通過訓練有素、分工明確的運動骨干來組織和領導社會運動，重新確定海外離散群體和中國大陸社會分工合作，將橫向斷裂的社會串聯起來，打通社會動員障礙，這樣不僅有助於減少國內和海外社群之間的相互不信任，還有助於將海外醞釀的政治風暴倒灌到中國大陸去。實際上，晚清海外離散群體就是這樣做的。
那怎麼才能實現海內外有效串聯呢？劉曉波設想通過尋求最大公約數來實現社會妥協，以便盡可能動員更多人參與社會運動，而劉曉波提出的最大公約數就是言論自由。坦白來講，以某種政治訴求作為最大公約數來實現社會妥協，反而是不切實際的，因為一盤散沙式社會不但無法合作，還無法妥協。假如每個人都有一個政治訴求，這些政治訴求可能互相重合，但訴求重合並不等於可以分工合作，因為隨便丟一根骨頭過去就能引起狗咬狗大混戰，更何況既不分工合作又不妥協的群體，還可能反過來極力阻礙社會變革，即使這些人名義上反對中共，但只要摻雜一丁點私人恩怨，他們每個人都隨時准備掀桌子內訌，而且他們這樣做的時候人人都大義凜然。
到目前為止，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對派運動，仍然是克服分工合作障礙的最佳反抗形式，這是政治科學規律自然揀選的結果。
那麼，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是怎麼組織反對派運動的呢？
首先，我要解釋中東歐社會是怎麼形成反對派的；其次，我要介紹反對派是怎麼運作的。
「反對派」和「不同政見」這兩種表述在冷戰時代同時存在於中東歐各國。捷克斯洛伐克思想家哈維爾雖然同意使用「不同政見運動」這種說法，但是他采取了更溫和的表述，反對把「不同政見運動」的目標設定為政權變更，他認為體制變更只是表面的、次要的東西，體制變更並不能保證社會一定變好；他認為社會變革的根本目標是追求自由、真實、有尊嚴的生活。
哈維爾鼓勵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生活在真實中」，不僅僅是鼓勵個體以忠於自己的方式疏遠和不服從極權國家，還要通過培養互助團結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來重新強化社會紐帶。
哈維爾的溫和表述當然是有理由的，他自己1977年因參加人權活動和簽署《七七憲章》被判刑14個月緩期執行，跟著1978年又因成立不同政見者組織，遭判處四年半苦役。如果哈維爾明確表示「不同政見運動」以推翻政權為目的，其刑期還會更長。
為安全著想，中東歐各國的反抗活動多少都存在相似的表述，避免直白提出政權更迭主張。波蘭反對派運動靈魂人物、著名公共知識分子米奇尼克，曾創下一百多次被捕和被暴力毆打記錄。米奇尼克在表述「不同政見運動」的時候，也只敢把目標說成是為推動漸進的政治改革而斗爭。
捷克裔法國政治學家雅克·魯普尼克在1979年還注意到，起初波蘭各方反對力量不願意打出「反對派」旗號，這一點跟其他中東歐國家相似，但後來隨著各種社會群體不斷卷入，社會運動開始越來越關注政治綱領以及戰略和戰術問題，這些情況使得波蘭的「反對派運動」特點越來越突出。到1984年，米奇尼克等人開始正式呼籲把地下反對派運動轉入到地面公開進行，這時候波蘭統一工人黨已經無法鎮壓國內此起彼伏的反抗活動了。
當然，現在中共當局早就汲取了東歐劇變歷史教訓，不僅懲罰手段更加嚴酷，不管你采取溫和表述還是直白表述，其結果都一樣是鎮壓，哪怕舉白紙也一樣會被鎮壓。既然不管要不要以「反對派運動」之名召集社會結果都一樣是鎮壓，樹立反對派旗號作為一種博弈戰略，其社會成效要明顯高出舉白紙被鎮壓。
鎮壓升級並不是說社會運動就完全沒有生存空間了。中共升級維穩手段最多說明社會運動模式也需要升級，而不是說社會運動開展不下去了。要怎麼把社會運動繼續開展下去呢？
首先必須准確認識社會運動本身。1995年，挪威政治學家薩布麗娜·拉梅區分了「不滿」、「疏遠」和「不同政見」三種公共意識，這三種公共意識是誘發社會運動的常見誘因：其中「不滿」不一定含有對體制和政權合法性的質疑，這一點很好理解，比如反對封控的抗議者很多在封控政策解除後就退場了，他們對政策本身的不滿程度，要超過對體制和政權合法性的質疑跟挑戰；相比之下，對政權持「疏遠」態度的人，對體制和政權合法性感到不滿，但不一定具有改變體制和政權的信念，盡管也可能表現出「越軌」或「不遵從」行為；一個人的信念只有在上升成「不同政見」之後，才會相信自己有能力去挑戰體制和政權。
正如薩布麗娜·拉梅所言，不同政見者一定是疏離於體制的人，疏離於體制一定是因為不滿，但是倒過來就不一定成立：不滿的人不見得疏離於體制，疏離於體制不見得就是不同政見者。有關「不同政見運動」的提法，顯然沒有在中東歐各國取得普遍共識。
1979年，當時流亡英國的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學者弗拉基米爾·庫欣認為，捷克斯洛伐克政權反對者不接受「不同政見」這種提法，因為他們認為沉默的大多數並不是政權及其意識形態的支持者，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已經證明了這個事實。弗拉基米爾·庫欣說，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對派相信，政權批評者與沉默的大多數在意識形態層面合流在一起，反倒是捷克斯洛伐克政權領導層在意識形態上被孤立起來了，這些被孤立起來的少數派才是「不同政見者」。
弗拉基米爾·庫欣在這裡道出了「不同政見」這種表述在特定語境中的內在含義：因為在極權國家，「不同政見」通常用來描述在規模、影響力和合法性等方面處於劣勢的少數派或者弱勢群體。相比之下，「反對派」這種表述就相對中立，它至少表達與當局旗鼓相當的對峙，並不存在自我矮化傾向，也不認為自己只能獲得少數弱勢群體支持。
薩布麗娜·拉梅認為，「疏遠」傾向是培養「不同政見」的溫床；相比於「不同政見」，對政權有「疏遠」傾向的群體更廣泛，也能更准確反應社會問題、緊張關系和社會困境，而且他們同樣可能產生針對專制政權的反抗行動。
顯然，薩布麗娜·拉梅講的有「疏遠」傾向的群體不僅包含了「不同政見」群體，也包含了可以跟「不同政見」群體結盟以及可以動員起來的更廣泛人群，這個人口規模，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極權國家的反對派運動支持者基礎。
那怎樣才能識別和找到對政權有「疏遠」傾向的群體呢？
薩布麗娜·拉梅認為有四種情況催生了對政權的「疏遠」傾向，包括替代性社會方案透過文化傳播、政策缺陷引發不滿、意識形態內部分歧以及經濟奇跡逐漸破滅。這意味著反對派運動要識別潛在的可以結盟和可以動員的群體，就需要循著滋生這個群體的具體環境去發展社會聯結。
替代性社會方案透過文化傳播的案例，比如宗教團體、搖滾樂和說唱樂愛好者群體、西方文藝作品愛好者群體，以及人權和普世價值觀念接受者群體等等。政策缺陷引發不滿，在專制社會就更常見了，比如清零政策就在中國引發了白紙運動，而受白紙運動啟發的年輕人就有很多轉變成了「不同政見者」。事實上司法不公以及政府踐踏人權的行徑，也一樣可能引起部分群體「不滿」和「疏遠」，這些人也可能發展成為潛在的反對派群體。
意識形態分歧引發執政根基松動也是常見現象，比如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東德的斯大林主義團體也加入了反抗政府的反對派陣營，而且還公然反對蘇聯，這是相當吊詭的事情；東德其他馬克思主義團體調轉槍口反對政權的也有不少，而反對派陣營裡面的馬克思主義團體，反而指責東德政府奉行斯大林主義，他們討伐東德政府背叛了革命。同一時期，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派陣營還出現了民主社會主義分子，這些有民主傾向的社會主義分子，也是從官方意識形態體系中分裂出來的反對派。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況放在中國，就好比毛派分子和馬克思主義原教旨派跳出來反對中共政權。
最後，經濟衰退造成的社會不滿情緒也可能造成對政權的疏離效果。這一點可以說是多數人都能想到的，除了經濟危機可能激化社會矛盾之外，財政危機也可能引起體制內群體維權活動，進而削弱政權根基。
如果根據具體環境去分析中東歐潛在反對派群體的產生背景，就會發現其潛在反對派群體成分很復雜，甚至可以說相當多群體是水火不容，因此其實並不能說中東歐的社會運動是民主派與專制政權的斗爭，更准確的說法是「社會反對國家」，或者說是社會通過反抗推翻了極權國家。是什麼情況使得松散的社會群體可以互相合作呢？
2004年，德國政治學者揚·維爾高斯和社會學者迪特勒夫·波拉克，基於對前共產主義國家轉型研究，提出了三種轉型模式：其一是俄羅斯、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轉型模式，其典型特點是舊制度的改革派在反對派群體形成氣候之前，掌握國家政權並主導民主轉型；第二種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東德模式，其典型特點是在社會運動壓力面前，統治精英集團發生內部瓦解，與第一種模式不同，第二種模式存在一個由多種不同政見團體組成的、松散的全國性網絡，這種全國性網絡聯合發起了政治反對運動，這個反對運動最終主導了社會變革；第三種模式則以波蘭和匈牙利最為典型，在強大的反對派運動面前，黨內改革派精英奪取了國家領導權，而其國家轉型就是在反對派精英與黨內改革派精英達成妥協之後實現的。
就中國眼下可以預見的未來而言，不僅習近平政府將黨內改革派邊緣化，還沒有任何社會壓力大到足以給黨內改革派上台創造契機。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支持者出來聲援黨內改革派，其結果只能適得其反導致黨內改革派遭到政治報復。也就是說，俄羅斯、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轉型模式並不適用於中國。剩下兩種模式則都要嚴重依賴社會運動作為主要變量來推動國家轉型，這就意味著假如中國未來要實現轉型，即使並不嚴格遵循這三種和平演變模式，也需要依賴社會運動給轉型注入新的變量。沒有引入新變量，社會陷入停滯狀態就會像現在中國陷入進退兩難的困境。
許多人幻想繞開社會變革環節，直接實現政權更迭，就仿佛民主制度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事實上，俄羅斯民主轉型失敗的一個慘痛教訓就是公民社會不健全，因為光是政權變了，人和社會都沒有變，自由化反而還給腐敗、犯罪和道德墮落大開綠燈，結果葉利欽時代還沒結束，俄羅斯人就已經開始懷念蘇聯了。普丁成為俄羅斯總統而且早期受到俄羅斯民眾普遍支持，很大程度上符合俄羅斯社會對政治強人重歸蘇聯榮光的期盼，而普丁早期確實不負眾望結束了內亂，還重建了經濟和社會秩序，重振了國家信心。
中國這種人口和經濟體量，比俄羅斯、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全部加起來還要龐大，其社會矛盾比這些國家要更加復雜，公眾怎麼可能放心把新政權交給一個舊社會呢？俄羅斯就是一個典型反面教材，當俄羅斯總統葉利欽與議會斗爭失控的時候，俄羅斯人抱著看狗咬狗的憤世嫉俗心態看熱鬧。公民社會本來可以出面干預政治斗爭失控問題，結果俄羅斯的公民社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沒有主動站出來捍衛憲政和民主制度。
試問在公民社會同樣缺失的情況下，中國民眾如何保證民主轉型不出現俄羅斯那種憲政危機呢？一旦出現新的憲政危機，一盤散沙的社會如何出面阻止斗爭失控導致國家轉型失敗呢？
如果轉型過程中一帆風順還好，假如社會轉型跟俄羅斯一樣遭遇嚴重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比如遭遇治安混亂、犯罪率飆升、極度通貨膨脹、失業率暴增、全面返貧、政治暗殺猖獗，以及因少數民族自治權或獨立公投談判破裂，導致民族仇殺和種族清洗等等，假如遭遇以上種種危機，新政權統治下的舊社會會不會重新懷念舊政權呢？會不會重新呼喚政治強人來結束內亂和恢復高度中央集權的寡頭統治呢？
就中東歐和平演變的成功經驗來看，蘇聯忙於阿富汗戰爭，沒能出兵鎮壓中東歐各國，這種外部環境創造了歷史機遇，但是並不等於有歷史機遇就一定會實現國家轉型。假如中東歐各國並沒有社會運動作為內部變量來鼓舞各自國家以及互相打氣，而是跟現在的中國一樣，即使出現歷史機遇，一潭死水的社會也抓不住機遇，那麼東歐劇變還會發生嗎？你怎麼可能幻想一潭死水的國家平白無故就發生劇變呢？
眼下中國就有不少人過度關注外部變量，完全忽視內部變量的決定性作用，這種行為不僅是政治幼稚病，還是集體心智不成熟。一個典型案例就是，中國在三年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面臨嚴重內憂外患，可以說遇到了歷史機遇期，但是中國改變了嗎？一場轉瞬即逝的白紙運動確實沖垮了中共的封控政策，給社會變化創造了新的內部變量——但是這個內部變量轉瞬即逝，它沒有堅持到發展成為一場反獨裁、反專制的政治運動，而是在達到解除封控目的之後，就因為大面積感染而突然中斷。
雖然不少人指責白紙運動虎頭蛇尾，而且也確實是被不可抗力因素打斷，但是你不得不承認即使出現嚴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加上國際社會的敵意，無效的內部變量沒有能力抓住歷史機遇一舉實現社會變革。那要怎樣才能強化內部變量的推動作用呢？中東歐歷史仍然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政治礦藏。
我在前面引用的揚·維爾高斯和迪特勒夫·波拉克，聲稱中東歐沒有形成社會運動組織，還說中東歐沒有真正形成反對派。這些說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甚至與他們自己的說法自相矛盾，他們這樣論斷仍然是拿西方國家的組織標准來硬套中東歐模式。事實上，這兩位研究者同樣承認，中東歐國家不但通過地下出版物建立了多個地下通訊中心和地下通訊網絡，還搭建了反對團體以及由多個團體構建的群組網絡。
兩位研究者雖然說中東歐由多個團體構建的群組網絡是去中心化的，但是也承認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都出現了政治上的反對派精英核心群體，這些人最終為1980年代末正式形成政治反對派創造了條件。
也就是說，即使兩位研究者認為中東歐的政治反對派直到最後才正式登場，但反對派精英核心群體卻不是在1980年代晚期才突然冒出來的，而是在長期社會運動過程中，用務實的思想理念和組織行動戰略，實際主導了社會運動方向和進程。也就是說，即使認定中東歐社會運動模式有去中心化特點，也不能否認這些社會運動是由團體和群組網絡實現有效合作和組織的結果，更不能否認反對派精英群體對這些團體和群組網絡的直接影響。
另外，「去中心化」這種表述相當含糊，其誤導性也十分明顯，尤其親歷過香港反送中運動的大陸人，不少人誤以為「去中心化」是無組織、無策略、全憑個體自覺的原子化叛亂。實際上香港「民間人權陣線」下屬所有反對派黨團組織都在充當組織和動員角色，這種互相合作、共立聯盟的做法實際上並不是原子化叛亂，而是有組織、有結構的多中心化網絡系統，這才是香港社會實現有效動員的關鍵。一個證據就是：在中共瓦解和摧毀香港各大反對派組織之後，香港社會失去了自組織能力，根本無法靠個體自覺發起原子化叛亂。
這種處境與現在中國大陸完全一致，中國大陸摧毀社會自組織能力的一系列行動是從1990年代開始的，由於社會無法再像1980年代那樣公開合法地組織和動員，社會運動就退潮了。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社會運動絕不是去中心化的原子化叛亂，而是有組織、有結構的多中心化網絡系統，這些中心之間形成了密切的合作關系和動員機制。與香港先前默許社會自由結社不同，前中東歐國家大部分時間禁止自由結社，尤其早期零星的結社活動，互相之間缺乏合作，結果遭到當局嚴厲鎮壓和抓捕。但是隨著社會運動互相響應、互相合作，反對團體和抗議活動此起彼伏、層出不窮。除此以外，地下出版物和地下活動也在發揮巨大的社會動員效果，頻繁鎮壓和抓捕已經沒有辦法遏止已然形成時代浪潮的社會運動。
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瑪麗簡·奧薩，專門研究過波蘭反對者群體構建的社會網絡。這個反對者網絡最早是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初露雛形的，直到六十年代，波蘭社會發生的多起抗議活動還具有互相隔離、互不合作、各自為戰的特點。這是列寧主義政權通過各種限制手段制造的社會原子化效果，旨在孤立個體和孤立社會抗爭，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層出不窮的維權和抗議活動也具有這種典型特點，各個群體和抗爭活動之間沒有合作、沒有互相響應，互相孤立、各自為戰，其結果也毫不意外，各個反抗活動均被分而治之、各個擊破。
波蘭1966年天主教會抗議、1968年學生運動和1970年工人罷工也是這樣，這三起反抗活動並沒有互相合作，也沒有得到其他社會群體響應。除了鎮壓之外，波蘭當局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宣傳攻勢抹黑這幾起孤立的抗議活動，一邊指責境外勢力煽動，一邊歪曲抗爭活動，還一邊發動工人發起支持政府集會。
整個五十年代，波蘭只有幾個很小的天主教團體從鎮壓活動中死裡逃生，其他市民組織全部被當局各個擊破，直到1966年，除了剩下那幾個天主教團體，波蘭社會也沒有其他結社活動。
波蘭的天主教反抗者組織起初由四個很小的團體組成，其中三個團體有自己的刊物，剩下一個團體則是天主教知識分子俱樂部。這四個團體看起來很小，但是擁有自己的刊物就相當於掌握了通訊、宣傳和聯絡中心，而且各個團體之間還至少有一到兩名中間聯絡人，這些聯絡人把這些小團體聯結成了一個小型的反對者關系網。
波蘭天主教小圈子由於價值觀念和信念趨同，在鎮壓面前展現出相當高的韌性，在1966年抗議活動中，波蘭當局一邊騷擾、抹黑和破壞天主教會組織，一邊禁止其他社會群體支持天主教團體的抗爭活動。即便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天主教反抗者網絡依然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來。
但參加1968年學運的三個學生組織則先後被全部逮捕判刑，至於1970年工人罷工則遭到波蘭當局開槍鎮壓，沒有任何組織像天主教團體那樣頑強生存下來。但這絕不是說天主教團體在波蘭社會運動中充當中流砥柱，其真正的榜樣性示范效果在於推行了高效的組織動員策略，這種策略的典型特點，就是利用中間聯絡人解決了各組織之間不能合作和各自為戰的問題。
1988年，意大利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多納泰拉·德拉·波爾塔，在研究意大利極左翼恐怖組織和秘密政治組織的時候，也發現了這種以人際關系紐帶聯結社會團體的組織動員策略。
近年還有學者從美國獨立戰爭之前的政治活動中，也看到了同樣的組織動員策略，其中就有一批傑出的政治掮客，比如實業家保羅·裡維爾和醫生約瑟夫·沃倫，是這些人將未來領導美國獨立戰爭的思想家和行動者圈子聯結起來，促成了各方合作。
2003年，德國社會學家赫爾穆特·安海爾發現希特勒的納粹黨在早期發跡的時候，也采用過相似的策略，利用掮客來迅速發展組織網絡和擴大社會運動規模。
你不能因為部分實施者臭名昭著，就否定這種組織動員策略自身的有效性，因為事實上波蘭天主教團體的組織動員策略，直接決定了將來波蘭團結工會和反對派運動通過有效合作推翻極權國家。這種策略在東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的社會運動中，也得到不同程度推廣，其中掮客或者中間人不僅充當維系多個政治組織的紐帶，還充當通訊、談判和協調作用。
當人們講社會團結的時候，社會團結事實上是通過多個中間人建立的非正式關系網來實現的。如果缺少這種中間人角色，不同團體之間就會暴露出水火不容、無法合作的弱點。另外，在沒有獨立工會、沒有獨立學生會、沒有獨立工商聯合會及其他獨立社會組織的國家，無法公開合法地宣傳鼓動罷工、罷課、罷市活動，這時候，由無數中間人搭建的非正式關系網，也一樣可以承擔組織動員工作，其組織動員效率取決於反對派運動向社會各個環節滲透程度。
但光是組織動員策略，並不足以概括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反對派運動的全貌。單以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為例，知識分子在反對派運動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領導作用。1981年戒嚴令以後，波蘭甚至可以說依托知識分子和地下反對派運動建立了一個平行社會。
對於波蘭來說，歷史轉機發生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在其共產黨第一書記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領導下，開始嘗試推進政治民主化改革，史稱「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引起蘇聯和華約成員國眾怒，同年8月20日，華約成員國武裝力量在未發出任何事先警告的情況下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逮捕了杜布切克和捷克斯洛伐克其他改革派代表人物，可以說是聯合絞殺了「布拉格之春」。
這件事情對波蘭社會和其他中東歐國家產生了巨大心理震撼。如果說1956年蘇聯出兵血腥鎮壓匈牙利革命，堵死了通過武裝暴動來推翻列寧主義政權的出路，那麼華約組織聯合絞殺「布拉格之春」，又再次堵死了通過自上而下改革來實現民主化的出路。
面對接二連三的挫敗和令人沮喪的國際環境，波蘭知識界開始反思1966年天主教會抗議、1968年學生運動和1970年工人罷工失敗教訓。1975年35國聯合簽署《赫爾辛基協議》，該協議專門提到要求簽署國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波蘭知識界搶先嗅到了國際環境微妙變化創造的歷史機遇。《赫爾辛基協議》才簽署不久，波蘭公共知識分子米奇尼克等人就開始通過一系列地下寫作和居間調停活動，解決了左翼知識分子群體與天主教會團體之間的嚴重分歧和無法合作的難題。
1975年12月19日，波蘭當局宣布了一系列憲法修正案阻斷政治改革希望。波蘭知識界與天主教團體先後發難，集體反對憲法修正案，這算是波蘭社會第一次嘗試互相配合。跟著1976年6月又出現了另一次更重要的歷史機遇，這一年波蘭經濟開始由盛轉衰，時任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愛德華·蓋萊克對形勢發生了誤判。6月24日，當局正式宣布將於27日起，將1971年凍結的全國食品價格平均提升60%，結果通告發出第二天波蘭就爆發了工人罷工和抗議活動。這一波抗議活動被認為具有裡程碑性質，不但第一次促成了工人和知識界聯合，還把知識界跟天主教團體及其他零星組織，整合進「工人維權委員會」這個合作框架之內。
這個「工人維權委員會」是反對派聯盟的早期形式，也是未來「團結工會」的前身。「工人維權委員會」利用灰色地帶迅速擴張，尤其重要的是支持和推動了大批地下出版物，這些地下出版物為波蘭反對派運動創造了最重要的宣傳動員攻勢，後來團結工會時代更加層出不窮的地下出版物也延續了這一傳統。
波蘭知識界跟其他反對團體是怎樣實現合作的呢？借用社會學家瑪麗簡·奧薩的話來說就是：雙方在追求「社會反對國家」這一立場上實現了折衷。換句話說，就是把「公民社會」的自主權當成實現反對派各方妥協的中間道路。瑪麗簡·奧薩形容圍繞公民社會建立的一系列共識，是波蘭反對派的一種政治理論，這種政治理論成了實現社會聯盟的最重要推動力。
從「工人維權委員會」的地下宣傳資料可以看出來，其意識形態設計故意采用了模糊表述來彌合各方分歧，其宗旨則轉向人權、文化自主權和社會正義等領域，回避了公開的政治主張，而且將重心放在如何爭取社會的獨立自主權等方面。
這是相當務實的做法。不能付諸實踐的政治主張，除了阻礙和無限延遲社會合作之外，沒有一點實際作用。回避具體政治主張，反而規避了不同團體的政治分歧和利益沖突。畢竟波蘭的反對派聯盟集結了先前參加抗議活動的左翼團體、學生運動和天主教組織，其意識形態涵蓋了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等政治光譜，要在這些具體政治分歧中間找折衷空間是非常不現實的事情。
當然，也不能忽視中間人和反對派關系網，在搭建合作橋梁方面起到的促進作用。根據瑪麗簡·奧薩的研究，在1976年至1981年間，由中間人串聯起來的波蘭反對派組織和關系網不斷進化，其復雜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1966年。這種情況不但表明波蘭反對派運動自身有了顯著成長，還意味著社會團結合作程度顯著加深。1976年抗議活動結束以後，工人運動雖然名義上跟其他社會團體結盟，但是反而從社會運動層面消失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80年，在此期間擔當社會運動主力的是知識分子和學生運動，雖然規模仍然很小，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期間學生運動一邊要求追究1976年警察濫用暴力鎮壓工人運動，一邊抵制由政府扶植的學生會，同時也在反抗由黨國教育權威對知識和教育的壟斷跟迫害。
1977年10月，波蘭知識界開始有人嘗試復興波蘭19世紀末的「飛行大學」傳統：一些被大學開除的學者開始在私人公寓開課，教授被國家教育體制壓制的思想學說，其招收的學生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因家庭成分歧視被禁止入讀大學的年輕人，另一個是有自由思想或者已經投身學生運動的大學生。
「飛行大學」與同時期其他組織一樣以地下活動方式展開，授課時間和地點不斷變更，靠人際關系和秘密通訊互相聯絡，即便如此，也一樣受到當局嚴密監視和持續騷擾。1978年，在58名知識分子推動下，「飛行大學」以「科學講座學會」名義秘密成立，其地下教學活動一直延續到1981年因戒嚴令終止。
但「飛行大學」並不是單純的私塾性質，它不但發行地下非法出版物，還有秘密結社性質。前後參與「飛行大學」活動的不僅有超過40名大學教師，還有將近40名記者、文藝批評家、小說家、詩人等其他社會精英。另據近年研究顯示，其聽眾規模累計可能達到1000-1200人。這些人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波蘭地下反對運動思想最活躍的政治風暴中心。這個圈子裡面的重要成員，日後不但為團結工會運動充當談判代表和提供專業顧問意見，還成長為將來波蘭反對派運動的關鍵理論家和重要領導人。
這個圈子的傑出成員名單有很長，除了米奇尼克堪稱波蘭反對派運動靈魂人物之外，還有後來在第三共和國出任總理的塔德烏什·馬佐維耶茨基，以及後來的勞工和社會政策部部長雅采克·庫隆、後來的外交部長布羅尼斯瓦夫·蓋雷梅克、後來的駐奧地利大使和外交部長瓦迪斯瓦夫·巴托謝夫斯基、後來的文化部長安德烈··切林斯基等等，這些還不包括在第三共和國時期淡出政壇的其他重要反對派活動家。
毫無疑問，「飛行大學」不僅是波蘭反對派運動的人才搖籃，甚至還培養了一批政治家和社會精英。差不多同一年，捷克斯洛伐克也出現了「帕托契卡大學」，其組織形式和性質與波蘭的「飛行大學」很像。同一時期，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也出現了類似「飛行大學」這樣的學習、教育和結社活動。
出現這種現象並不是偶然的，也不一定是各國反對派互相學習的結果，因為就算沒有出現「飛行大學」的國家，也出現了與主流文化平行的反主流文化。最遲從六十年代以來，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和蘇聯，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這種奇怪的社會現象。有時候這種現象被稱為「平行社會」、「平行政治」、「平行政治組織」或者「獨立社會」，有時候也被稱為第二社會、第二文化、第二公共領域、反主流文化、第二經濟等等。就這些概念的具體使用語境來說，各國確實存在許多差別，但這些概念有諸多家族相似性，其中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充當社會變革的平行替代方案。
不管是在地下運作，還是抵攏到極權政府鼻子底下，這些平行替代方案不僅提前預演未來社會變革的前景，還幫助社會提前進入變革狀態。不少人想象的社會變革是政權先垮台，然後社會才能改變，但是單就前馬列主義政權倒台歷史來看，其先後順序恰恰是反過來的，也就是說，是先改變社會才導致政權變色。
前中東歐國家湧現這些平行替代方案，恰恰就是社會變革正在進行的征兆。社會變革並不必然發生在政權更迭之後，先出現社會變革反而給政權更迭創造了條件。這是因為這些平行替代方案實際上是由政治反對運動潛流推動的，不管是依托地下非法出版物宣傳變革思想來動員社會反抗，還是捷克思想家哈維爾用「生活在真實中」來號召中東歐人民主動孤立政權和疏遠主流意識形態，平行替代方案不僅與政權所主導的表面社會競爭國家主導權，也蠶食和削弱這個虛假的表面社會。就此而言，將平行替代方案的支持者稱之為「反對派」是沒有問題的。
參與建構平行替代方案的群體，也在以不同形式參與「反對派運動」。從「飛行大學」到地下搖滾音樂活動，從民權運動到地下非法出版物，從「反政治的政治」到「社會對抗國家」，從心態上疏遠表面社會到強化反對群體的內部聯結，「反對派運動」並不是僅僅圍繞不同政見者和政治犯進行的，而是一場由平行社會發起的全面反抗，滲透到思想、文化、經濟行為、社會行為等各個層面，有賴於各個領域分工合作。
但這裡講的「平行社會」主要是一系列地下活動的總稱，但其實平行社會也可能與政權所主導的社會處在犬牙交錯之中；之所以說它們平行，是因為它們在價值觀念、社會行為、公共道德以及支持者群體等方面無法重合，反而互相對抗。毫不誇張地說，中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的「反對派運動」是一場系統性調試，它考驗的是一個國家是否有能力平穩過渡到平行替代方案之上。作為這場系統性調試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各領域分工合作同樣關系到社會運動成敗。
前中東歐國家的社會運動在社會分工合作方面，同樣取得了耀眼的成績。比如波蘭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群體承擔的角色是思想生產、運動戰略設計、組織經驗與政治顧問、地下宣傳刊物編寫，以及為工人運動培養骨干人才等等；工廠工人則負責響應知識界號召，在工運領導人才組織下發起罷工行動；地下印刷機構則在知識界、工人團體和其他社會團體之間，印刷和分發地下刊物、罷工信息、運動綱領，以及維持各個環節資訊暢通；天主教會機構則為秘密聚會提供公共空間，並且充當中間聯絡人和國際聯絡渠道，很多時候也充當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調停者和第三方談判者；女性和後勤網絡則負責照料被捕者家庭，充當現場聯絡、資源募集以及補充社會動員工作；海外流亡群體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則承擔國際輿論、資金援助和對外宣傳工作；一些公民社會組織則承擔提出改革方案、參與咨詢、推動對話等分工。
清晰的社會分工合作，將有相應能力的人群放在最合適的社會角色上，不但合理利用了社會資源，還有效避免毫無必要堆積起來的社會分歧演變成行動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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