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指出，任何概率预测系统都存在一组无法解决的矛盾：降低风险阈值可减少“漏网之鱼”（假阴性，或真实威胁），但误伤无辜者（假阳性，或非真实威胁）的情况势必增多；提高风险阈值可减少误伤，但势必增加“漏网之鱼”和监测盲点。

这种结构性缺陷并不会因为算法升级或数据库扩大而消失。

有三套自动机制会加剧“独裁者校准困境”。其一是自主性权衡（autonomy trade-off），给算法越高的自主权，计算速度越快和覆盖范围越大，发生误判的政治代价越大；即使微小的统计误差，也会产生沉重的政治负担。引入人工审核来限制算法自主权可以纠偏，但又产生官僚瓶颈，抵消了AI的效率优势。

其二是算法刻板性（algorithmic rigidity），模型是基于历史数据训练，假设过去的行为模式能预测未来威胁。但民众也会主动适应大数据监控，比如发明新暗语、换平台、转入加密通讯等，导致模型迅速过时，陷入持续被动的重新校准。

其三是稀有事件问题（rare-events problem），真正活跃的异见人士是少数，就算监控模型准确率高达 99%，但是要从一万人里面揪出一个真实威胁，那就意味着有 100 人会被当成锁定目标，这意味着 99 个人都会被抓错。但如果监控对象是 100 万人，那就有 1 万人会被错误锁定……这就会形成危险的反馈循环：安全部门被海量的虚假“命中”淹没，附带压迫不断伤及无辜，结果就会不断地扩大社会不满和削弱政权自身合法性，反而真正的威胁淹没在数据噪音之中。

“独裁者校准困境”会产生一种“阈值鞭打”（threshold whiplash）效应：政治敏感时期收紧社会控制，然后又突然放松、清理和宣传修复，如是循环。

熟悉中国政治的读者应该不陌生，即使中共当局也承认存在另一个问题：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阈值鞭打”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微观“治乱循环”或“松紧循环”。

两位研究者以“动态清零”期间的健康码监控系统为例，解释了僵化的阈值控制分界线（digital cutoff）如何造成监控系统像“鞭打”（whiplash）一样反复来回震荡。

健康码系统的高敏感筛查机制，造成了大量“误伤”，无辜者被无缘无故隔离，无法申诉、无法辩解。这种情况积累了大量社会怨愤。紧接着，河南村镇银行储户维权事件中，官员为阻止民众赴郑州抗议，远程将储户健康码改为红色，这暴露出健康码系统并不是中立的公共卫生工具，而是可以被任意拨弄的政治开关。这样一来，整个健康码系统的公信力和心理威慑基础就动摇了，造成了潜在的合法性危机。在反封控运动（或“白纸运动”）期间，社会怨愤达到无法压制的临界点之后，监控系统实际上发生了系统性瘫痪。于是就出现了行政上放松管控措施，但政治上收紧打压一些讨论、抗议或纪念行为：不是政策真的转向了，而是在维持政治控制的前提下，对已经无法持续的行政僵化做出被动调整。

两位研究者进一步提出：由 AI 实施的数字监控的僵化性（rigidity）并不会产生社会稳定，反而滋生不稳定。甚至可以说，监控技术越精密，反而说明系统越脆弱——因为它以阈值僵化性换取了监控覆盖面，失去了治理社会所需的弹性与情境感知能力。除了中国的白纸运动之外，香港、俄罗斯和伊朗等抗议案例也同样表明数字监控无法压制社会反抗，而是促使反抗转型了——真正能压制反抗的是暴力，不是技术手段。

为什么 AI 技术手段无法解决这个“独裁者校准困境”呢？

两名研究者认为，不管怎么提升算力都无法克服稀有事件的算术逻辑，也就是假阳性悖论会始终存在，始终会有附带压迫波及无辜者，最终累积民怨。“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告诉我们：当某个指标成为监控目标，人们就会调整行为绕开它，导致指标失效，监控陷入“概念漂移”（concept drift）。再有就是，威权体制自身也会扭曲数据，因为数据会被官员当成自己的政治资本，官员会捏造或篡改数据来夸大监控系统的可靠性（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最终产生“垃圾进，垃圾出”（garbage in, garbage out）的问题。尤其这些被扭曲的数据汇报给领导人时，还会对领导人产生严重误导（不要以为汇报给领导人的内部资料一定是真实信息）。

于是两位研究者指出：AI 的实际能力 ≠ 人们对它实际能力的认知。这就像边沁提出的“全景监狱”一样：一名守卫，理论上可以随时监视任何一名囚犯。持续不断的监视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让被监视者相信：自己随时可能正处于监视之下。于是被监控者就产生了自我审查，而这个自我审查就是独裁政权的“数字红利”或“独裁者红利”：独裁者实际上没有强迫每个人服从的监控能力，但被监控者却因恐惧和自我审查而主动服从并夸大独裁者的监控能力。

两位研究者指出，全景式监狱威胁带来的稳定是相当脆弱的，因为依赖经济学家提木尔·库兰（Timur Kuran）提出的“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民众表面上佯装忠诚，内心却暗藏怨恨；由此产生的顺从表象会误导统治者，使其无法察觉真实的不满程度。

随着反抗手段和策略不断升级，独裁政权与民众之间博弈也会呈现一个动态的过程。关于“算法厌恶”（algorithm aversion）的研究还表明，人们一旦观察到算法犯错，其服从意愿就会降低，而算法的虚张声势就暴露无遗了。

一旦人们普遍意识到国家监控会被海量“噪音”淹没、挤占真正的“信号”，而且存在大量监控盲区，恐惧就会迅速转变为愤怒。到那时，政权手中的监控系统将在技术上严重过载，在心理上彻底失去威慑力。

*上文主要内容源于：L. Jason Anastasopoulos and Jie (Jason) Lian, “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AI,” Journal of Democracy 37, no. 2 (2026): 5-17.

我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反对派政治”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反对派政治家、反对派群体的分工合作和反对派的政治产业。如果依据这三个标准来看，我们以往的反对活动很难说得上是“反对派政治”。

我们必须反省我们以往为什么总是不成功。不能总把原因简单归结为中共政权如何如何强大。如果反对派群体自己烂泥扶不上墙，那就不要怪中共政权为所欲为。

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反省呢？我们现在重新出发，去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

为什么要搞“反对派政治”？

孟加拉2024年“七月革命”跟尼泊尔2025年“Z世代抗议”，给中国海外流亡群体极大振奋。社交媒体上充斥着一种毫无道理的躁动情绪。最常见的一种狂躁就是幻想全民自发反抗，最好还用暴力威胁官员和军警家属，然后大获全胜。很可惜，这只是一种毫无依据的民间想象。

中国流亡群体的躁动情绪，在2026年伊朗民族革命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伊朗2009年爆发大规模“绿色运动”以来，全国性大规模此起彼伏。尤其2017年至2023年，几乎年年都爆发全国性大规模抗议活动并且示威者死伤惨重。最终，在2025年底至2026年初爆发了规模更大、示威者伤亡更惨重的抗议活动（有人称之为“伊朗民族革命”）。

当然，普通中国民众根本没工夫去深思：为什么伊朗人民总是屡败屡战，而孟加拉和尼泊尔民众却能一鼓作气大获全胜？这当然跟当局的镇压决心有直接关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下属巴斯基民兵）不但坚决支持镇压，还坚决执行镇压命令，乃至在美以频繁联合斩首其政权高层的情况下，依然不动如山地保卫政权。（伊朗也有自己的国家军队，但其实力远逊于伊斯兰革命卫队；即使共和国军队不直接参与镇压，伊斯兰革命卫队也会充当政权的忠实捍卫者。） 但孟加拉跟尼泊尔军方都宣布保持中立，只负责维持秩序，不支持军事镇压。这才是孟加拉和尼泊尔政权更迭的最关键条件。

中国自1989年以后，再没有爆发过全国性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如果2022年底转瞬即逝的反封控抗议活动也算在其中的话，也只能算是唯一一次成规模的反抗，但是十分潦草就匆匆收场了——即使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间原子化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从未断绝，这些原子化的反抗活动至今没能够上升到全国层面：它们最多也只是表达对地方政府不满。跟伊朗示威者相比，中国民众实际上既缺乏全国性大规模动员经验，也缺乏在实际反抗过程中的运动经验，而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几乎销声匿迹，远远弱于同期伊朗。

在这种情况下，以更加弱势的公民社会，用跟伊朗、孟加拉、尼泊尔差不多的反抗手段，去对抗远比伊朗政权独裁、党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远在伊朗之上、其国家财力远超伊朗（意味着拥有更雄厚的维稳经费用于镇压抗议活动）的中共政权，幻想在各种不利条件堆积如山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纯属妄想。

这样的情况，不但不可能煽动民众形成全国规模抗议（尤其既不存在全国性的动员网络，也不存在像伊朗那样成熟的动员经验和反抗经验），还会造成许多示威者为某些煽动家的个人激情白白牺牲性命。

一些人幻想的武装革命也一样该幻灭了：美国和以色列凭借最先进的情报系统、最尖端的武器和最训练有素的战斗人员，尚且没办法在短期内打垮伊朗政权，甚至也难以进入腹地作战——凭什么一些民间人士就幻想操几杆土制火药枪和几公斤土质炸药就能够打垮军事力量远在伊朗之上的中共政权？这就像以远逊于太平天国的军事规模去打军事实力超出清廷一万倍的中共政权，这不是疯子的狂想吗？

既然单纯的军事手段和去中心化的全民自觉反抗活动全都行不通，除非继续摆烂、继续互相指责别人烂泥扶不上墙之外，剩下的道路只有一条了：重振反对派群体，重组社会力量，重新探索前所未有的反抗模式。

不然呢？难道靠诅咒、谩骂和规劝唤起解放军的良心将枪口抬高一厘米吗？

“反对派政治”较之前的反对活动有何不同？

首先，“反对派政治”不是“流亡政治”的代名词。流亡群体不一定都是政治反对派，有些流亡人士甚至根本抓不准“政治反对派”的自身定位。比如很多人的政治反对仅限于社交媒体批评和使领馆抗议，有人是为了拿到政治庇护，有人谈政治纯粹为了“网络玩梗”或者网络娱乐，有人属于激进化的亚文化群体或者社会边缘群体（单纯为了发泄不满），还有人完全没有清晰的政治诉求（满足于漫无目的攻击一切目标）……更常见的情况是“拉自己的同时踩别人”。这些情况都表明，流亡群体并不一定具有反对派的政治定位，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勉强可以划入“不同政见者”群体。 再者，潜在的反对派也不一定在流亡中，反而可能生活在中国大陆。这一点在2022年底反封控运动期间冒出来的“白纸运动”可以瞥见端倪，尽管这些潜在反对群体同样没有朝政治反对派转型。“反对派政治”要做的就是打通海内外横向断裂壁垒，把有“反对派”定位的群体连点成片。

其次，“反对派政治”是对不同政见群体的结构性重组，将其中最具专业化倾向和有意识朝“政治反对派”方向转型的群体，整合成大大小小的政治力量。目前流亡群体中存在着一部分松散的政治组织，也包括一般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但这些团体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反对派政治”要做的就是推动社会谈判和分工合作，协助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各自朝着专业化方向前进，培养出货真价实的“政治反对派”，而不是“反贼”或不同政见群体（我前面已经解释过：不同政见群体已不足以用来对抗中国的极权主义体制；向更加专业的“政治反对派”转变就是战略升级）。简而言之，所谓的“反对派”是对身份认同和战略调整的重新定位。社交媒体过度政治娱乐化，造成身份认同扭曲（许多网民互相谑称“反贼”，恰恰是对“反对派”身份认识不足造成的），阻碍政治反对活动朝着更加专业的方向前进。

我们反复强调政治反对派的“专业性”，指的是接受过专业训练（包括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研究经验、实践经验或者长期专攻某一个社运领域）、具备职业政治人的素养（包括能够克制情绪和攻击性、能够在逆境中展现相当定力、能够合作和谈判、能够实现战略协同、能够克制内斗冲动、能够有效调节和管控内部分歧、能够游说和演讲等等）、具备实际领导力（而不是志大才疏又热衷于争权夺利）、或者具备经济相关专长并且能够协助打造“反对派的政治产业”（见后文）。朝着专业化的“政治反对派”方向转型，意味着个体和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开始具备鲜明的分工合作精神，能够在各自专攻的或擅长的领域内塑造公信力或专业权威，并且能够掌握一定关系网和社会资源。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可以将这些个体和团体称为“政治力量”或“政治势力”。

第三，“反对派政治”的运行模式，类似联邦制国家，而不是单一制国家。这是对海外民运组织行动战略的重新调整。根据中东欧前共产主义国家的转型经验，所谓的“民主派”或“自由派”只占社会反抗力量的一小部分。有效的“反对派政治”应该包含跟其他非民主派、非自由派群体的结盟（包括协助他们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国家的转型是社会谈判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团体擅自做主的结果。不管什么夸夸其谈的政治主张，在缺乏社会反抗力量分工合作来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哪怕说得天花乱坠，充其量也就只是一种孤芳自赏的私人观点而已。务实的“反对派政治”应该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分工合作上，而不是就不同政治主张搞无穷无尽的内耗跟内斗——不要关闭与先前反对的政治群体的合作空间，比如受当局打压的民族主义团体和马克思主义团体，在中东欧社会变革历史上同样扮演过重要的政治反对者角色，而今中国同样存在这样的受打压群体，务实的政治反对派不应该把他们当成敌人对待。减少敌人永远比四面树敌明智。

第四，“反对派政治”寻求建立一个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流亡政党、流亡议会、流亡政府都存在难以解决中心化难题：无国家民主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比如藏人行政中央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约束支持者群体或流亡群体的内部分歧，还存在执行困难等难题。反倒是波兰团结工会在其地下运作阶段常常被人说成是“极权主义”团体，外界还曾纷纷指责其程序不民主，这种情况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无国家民主模式的内在困难——民主在依托国家提供司法和行政保障的时候才是有效的。在小团体内部民主也一样缺乏约束力，这时候全靠自觉，一旦发生内斗或者成员之间争权夺利，小团体内部的民主就会被瘫痪或者架空，变成名存实亡。小团体很难像国家那样实行民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人才库严重不足。一个国家的人才库是一整个社会，甚至包括部分移民群体。但政治反对派的小型政治团体人才库极其有限，考虑到有能力者还可能不愿意冒被政治迫害的风险出来领导反抗，或者只愿有限参与，还有糟糕的政治组织无法吸引有能力者加入等情况，小型政治团体不但很难坐大，甚至连生存下去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由缺乏政治领导力的人士领导小型政治团体，也可能造成“团灭”的危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波兰团结工会在地下工作阶段并不搞内部民主选举，人才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走形式“轮流坐庄”对小型政治组织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中心化的流亡组织无法树立有效权威，反而动不动就遭到抵制，结果就是长期忙于应付内斗，无暇推动真正的反抗活动。如果缺乏职业政治人介入，更难管控分歧，更容易争权夺利和斗争失控，演变成乌合之众的群氓政治，结果会进一步危及这些小型政治团体自身原本就先天发育不良的公信力。所以，不要幻想形成某个反对派政治组织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样的政治组织基本上不可能树立中央化的权威，甚至连走民主形式也会对自身造成严重削弱，甚至根本就不会从小型组织一步一步壮大起来。

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是把争权夺利和党同伐异演变成盟友之间的政治谈判，把意见分歧引发内斗演变成不同组织之间的松散联盟关系，避免中心化权威有效性不足和执行困难的难题，同时利用社会互动和具体活动项目结盟。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更灵活、更轻便，更便于培养职业政治人或者反对派政治家，也给国内盟友留有合作空间（毕竟国内才是反对派政治主战场）。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强调通过“分工合作”来解决路线分歧和意见分歧，避免人才过度淤塞在同一领域，形成恶性竞争和破坏社会团结。最重要的是，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还有利于形成互相制衡，防止任何一种政治主张或有极权主义倾向的团体和个人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种互相制衡格局更加有利于社会谈判，保障未来国家在共同协商基础上、在大多数人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稳步转型，而不是把国家交给某一种政治主张或某一个政治团体。波兰团结运动期间，除团结工会之外，还有多个并不隶属于团结工会的独立政治团体，比如独立波兰联盟、争取人权和公民权运动、工人保卫委员会、自由民主运动、海岸自由工会、天主教知识分子俱乐部、波兰独立协议组织、团结农会、飞行大学等等——这些团体有一段时间跟团结工会一起在地下运作，彼此之间形成了互相制衡又分工合作，既避免任何一方一家独大无法制衡，又能务实合作达成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最具号召力反对派组织的团结工会没有内部选举，甚至其领导人反而被指责有极权主义倾向，也并不代表国家一定会变成新的专制国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反对派组织中间无国家民主模式无法解决的难题和风险，用互相制衡和分工合作就能解决。

但这个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不一定是自然形成的。对结成这个联盟的大大小小的政治团体来说，最大的困难并不是联盟，而是小型政治组织需要职业政治人或有政治才干的社会运动骨干来起个头。但在现实中我们经常发现：政治上最活跃的一批不同政见群体很少拥有足够政治才干，不但搭建不起小型政治团体，还很容易争权夺利、内讧和瘫痪集体行动倡议。训练一批职业政治人或反对派政治家，将有助于这些有领导才干的社会运动骨干去主动组织和发展各自的小型政治团体，将之结成掌握一定专业权威、人脉、资源和公信力并且可以跟其他政治团体分工合作的政治力量。一旦形成了政治力量并且稳定下来，这些政治团体还会继续培养自己的人才储备。有关反对派政治家或社运骨干的培养，今后我们另起一个专题来讲。

反对派的政治产业

所谓“反对派政治”有阶段性目标，大致可以概括为：

• 培养反对派政治家或社运骨干人才

• 协助盟友、支持盟友、培养盟友

• 形成可持续支撑反对派活动的政治产业

• 资助和培养中国国内地下反对派活动

• 推动多中心化的反对派联盟成长，以重塑实质性的政治压力，在中国社会运动高涨时期获得谈判议价权利

所以归根结底，“反对派政治”是为给反对派阵营增加谈判议价权而奋斗，一切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反而互相削弱盟友）的行为，都可以视为是阻碍社会变革。所以，社会变革阻力不一定都来自中共政权，也可能来自烂泥扶不上墙的反对派群体。

就本文要特别摘出来讲的主题而言，“反对派的政治产业”可能直接关系到反对派政治事业的成败。因为政治反对运动就像是一场连续不断的长期战争（尽管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而“反对派的政治产业”就好比是军队的粮草补给。断了粮草的战争会惨败，没有经济支撑的反对派政治活动几乎不会起步，断掉经济支撑的反对派政治也会惨败。尽管“反对派的政治产业”被规定为第三阶段性目标，但实际上只有走到这个阶段政治反对活动才算真正初具雏形，而人才培养和盟友扶植阶段只能算是前期准备。

目前各国流亡群体中，唯一拿得出手的、类似反对派政治产业的运作模式，是法轮功的媒体商业帝国。但很遗憾，这个商业帝国已逐渐剥离反对派政治团体性质，缺乏长远的政治规划，甚至不愿意跟反对派团体合作。

包括古巴、伊朗、俄罗斯、委内瑞拉等国的流亡群体在内，大部分反对组织依靠游说和捐赠艰难挣扎，但经费受限，对反对派活动限制很大；反对派政治活动因经费短缺长期无法取得进展，结果又反过来降低了社会利益团体的捐赠意愿，这无异于是雪上加霜，这种恶性循环是各国流亡的反对派群体，长期无法走出生存困境的根本原因。

反对派的政治产业，主要包括：大大小小的反对派团体通过投资或合资成立中小企业，反对派团体依托基金会资助或企业捐赠成立中小企业，与反对派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中小企业也可能较长期资助反对派政治活动，反对派团体以非营利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形式展开游说和募捐活动（但风险在于涉及群体集资可能构成诈骗）等等。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显然直接影响反对派政治产业的成长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派政治团体不但拥有可以源源不断支撑自己政治活动的经济来源，还通过与企业家的商业合作切实代表工商界的政治利益，为工商界的利益积极游走或展开社会斗争。没有政治与工商业结盟，反对派政治走不长远，也不可能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建立民主制度。反对派打造自身的政治产业就是走向与工商界实现政治结盟的关键一步。

大部分国家流亡群体很少取得实质性进展，除了斗争方向不清晰、战略规划缺陷等内在问题之外，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支撑严重不足以保障长期有力的斗争。像法轮功系产业那样取得一定商业成功的，在各国（广义的）反对派群体中实属凤毛麟角。但法轮功系产业已经成功融入所在国社会，已经褪去了中国流亡政治团体或反对派政治团体色彩，变成了外国少数宗教团体的产业链——法轮功系媒体帝国给我们的最大教训是：反对派政治产业必须不断强化与政治盟友的关系往来，同时强化自身的反对派政治团体色彩，否则一旦变质成“反共产业”（在某些情况下被人斥责是打着“反共”的旗号赚钱），就不再支持反对派的政治事业。

简单地说：我们既要有反对派的政治事业（这就是前面讲到的“反对派政治”），也要有反对派的政治产业，还要避免反对派的政治产业变成“反共产业”（打着“反共”的旗号赚钱）。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说反对派政治运动是以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为最终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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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上的简体中文社区，不论海内海外，都流行“抓间谍游戏”，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猎巫。

历史上的猎巫案多半是臭名昭著的惨案——如果任由抓间谍游戏在反对派群体中间泛滥，其结果也必然各方都是输家：

17世纪末，北美殖民地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猎巫案就是一个历史悲剧：30人被判有罪、19人执行死刑、1人酷刑死亡、至少5人未经审判惨死狱中。起因是塞勒姆小镇上有几名未成年少女，得了原因不明的怪病，有人断定这是有女巫施了巫术，就此引发了一场荒唐的猎巫活动。

英国17世纪甚至出现了猎巫产业：有个叫马修·霍普金斯的神棍专门收钱猎巫，据说死在他手里的巫师，超过此前160年间英国所有猎巫活动的总和——当然这些所谓的“巫师”大部分都是蒙冤惨死的。

法国大革命期间，由雅各宾派主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间谍，结果促成了臭名昭著的恐怖统治，给后世搞国家恐怖主义开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坏头。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制造“红色恐怖”期间，“契卡”就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大肆逮捕、关押和处决“可疑分子”，甚至很多都未经审判。这种以镇压“反革命”为由的政治猎巫活动，在毛泽东建立的中共政权前三十年也是相当普遍——除了镇压反革命之外，还鼓励民众互相举报和告密。伊朗伊斯兰政权建立初期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政治猎巫造成的严重灾难。

19世纪晚期在工人运动高涨时期，美国的平克顿侦探事务所（Pinkerton）专门接企业或政府委托，负责渗透工会和破坏罢工。于是到20世纪初就出现了工人纠察队这种东西，其部分功能也有抓奸细的性质。如果海外华人社会对于政治猎巫的热情过于高涨，成立一个类似工人纠察队的志愿者组织至少是一个相对不那么恶劣的选项。

之所以说相对不那么恶劣，是因为这种志愿者组织要保持中立性也十分困难。比如如何建立公信力和避免被人用来党同伐异（迫害跟自己有私人恩怨和意见不合的群体）就十分困难。还有就是难以监督。一旦其成员跟私下受到某些人蛊惑，其猎巫活动也一样会造成灾难。

代替政治猎巫的一种比较务实的做法是论战，但论战在参与者素质良莠不齐的情况下一样会变成乱扣帽子和人身攻击——最终还是会变成政治猎巫，这仍然是个难题。毕竟普通人通常缺乏论辩技巧，也难以遵守论辩规则，轻而易举就会把不同意见当成敌人打击。最终所谓“论战”就会贬值成“骂战”，反而会加剧社交媒体上戾气横行，严重破坏舆论环境。

如果客观评估政治猎巫的风险和收益，我认为是得不偿失的，理由如下：

1）目前海外华人社交媒体（尤其推特）上的猎巫对象主要是社交媒体上的部分影响力者，他们自身观点接近中共宣传口径，所以被认定是“大外宣”；还有人单纯因为意见不合，就乱扣“大外宣”帽子——但就算他们都是“大外宣”，其破坏性究竟有多大呢？中共还有那么多公开的媒体矩阵在24小时不停运转，还有那么多公开的驻外机构，你都不去攻击，光揪着“莫须有”的普通人撒气，你揪出几个“大外宣”对中共的打击有多大？实际上微乎其微。

2）就算揪出了大外宣，坐实了他们就是“大外宣”，实际上也很难有效惩罚这些人。中共本来就在海外有很多公开代理人，但很少有人被外国政府强制遣返。这些人如果没涉及线下的间谍活动，而只是在社交媒体上上帮中共宣传，不但很难被定性成间谍罪，也很难说他们造成的社会危害究竟有多大。这意味着相关国家不大可能因为某些华人的社交媒体言论亲共，就把他们驱逐出境。那么费力揪出“大外宣”的意义何在？供一些人网暴泄愤吗？比如之前叫“落日海盗”的人就很可能是真的海外统战人员。他被曝光出来之后呢？全网骂一通就了事了。他实际上也得不到惩罚，因为很可能还会换个马甲继续其秘密工作。

3）海外流亡团体主要以不同政见者为主，他们自身选择流亡实际就是主动放弃了某种形式的抵抗——如果只是把反共不力的责任推卸给几个大外宣，那就未免就太抬举这些人了。反共不力的责任跟流亡群体自身长期内斗、长期内耗和长期无法合作有直接关系，并不是几个大外宣搞乱的。假如一个人真的有点政治头脑，怎么可能轻易就被“可疑言论”蛊惑？如果你本来就没什么政治头脑，就算你不被“可疑言论”蛊惑，你大概率除了上推特骂人，也干不成什么事情。

4）至于政治猎巫造成的损失就更大了，比如海内外的反对派群体互相不能合作、互相无法信任、长期内斗、互相猜忌、互相指责……最终互相骂对方烂泥扶不上墙，其实大家都差不多：都是烂泥扶不上墙。最近10年，中国海外社交媒体上戾气升高，愤世嫉俗群体扩大，无差别攻击他人，堪称“网络恐怖分子”，其实就跟大家一样烂泥扶不上墙有关系。这种情况的根源还是政治猎巫扩大化造成信任危机和瘫痪实际反抗行动造成愤懑情绪无处发泄的心理有关系。

我讲这些话，一样会被群氓认定是“大外宣”，因为目前鉴定大外宣的唯一标准就是：老子觉得你是，你不是也是！这种认知错乱是没有尽头的，只要推翻不了中共，所有人都有被骂“大外宣”的一天。我之前呼吁社会底层互助，结果也一样被一些人咬牙切齿地诅咒，追着骂我绝对是“大外宣”。

各国的海外流亡群体都存在同一个问题：无法合作、好内斗、动不动就以大义凛然的旗号搞党同伐异（但实际上就是私人恩怨）、动不动就以践踏别人尊严来抬高自己。这种无法合作和互相不能容忍的问题一天不解决，抓奸细的游戏就一天不会结束。

我想，各国海外流亡群体这种好内斗的倾向并不是造成无法合作的原因，实际上逻辑是颠倒过来的：正是因为没有合作，除了上社交媒体大放厥词，无事可干，才会长期内斗。如果大家共同生活在高危高压的环境中，为了共同的目标去反对专制政权，看见同胞前仆后继地牺牲，仍然义不容辞接过旗帜来继续战斗……总之有事可干，才会放下干戈，应对共同的敌人。

名义上，流亡群体的共同敌人是故国的专制政权（这也适用于伊朗的海外流亡群体）。但实际上是另一回事：他们互相为敌，那个真正的敌人不过是用来党同伐异、互相攻击的借口罢了。

我并不觉得中共会把海外流亡群体（包括民运人士）当成多了不起的敌对势力来对待——有一些人可能是在想象中夸大了自己的角色，中共不见得给你多大脸面，真把你当根葱。我认为，中共会把那些真正可能影响其本土社会反抗的人群当成头号大敌来对待，其出手也会是最重的（将来也可能包括政治暗杀）。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反对停留在社交媒体上，他们最多也就恐吓一家你国内的亲属而已。但如果你成了实际领导国内反对派群体的领导人，那就不是恐吓这么简单了——依照中共的做法，是一定会搞政治暗杀的。

作为一个以建立反对派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人来说，我没有过于旺盛的情绪波动，也缺乏对他人的怨恨，基本上私人情绪很难左右我的政治判断。我也没有必要仇恨谁。哪怕我的社交媒体账号拉黑你，也最多说明我觉得你发言没水平或者你没啥政治头脑又爱在我面前耍小聪明，但并不代表我就仇恨你。当然，如果有人恨我恨得咬牙切齿，天天咒我死，我也管不着。我只想说一句“辛苦了”，毕竟恨一个人是很辛苦的事情。爱我的人都不见得天天想着我，恨我的人却天天想着我，我还得感谢你！

我这个人喜欢简单，恨别人太麻烦，我精力不济，又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时间去恨别人。哪怕是伤害过我的人我也一样乐呵呵愿意重新接纳对方。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内核是斯多葛主义的。时间、精力和生命品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其他的能简单点就简单点。

我想起刘晓波的话：我没有敌人。以前我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分量，现在是越来越明白了。我不稀罕踩踏别人尊严来抬高自己。

但我还是想说：社交媒体不过是我们人生的一小部分，不要把社交媒体当成全世界，社交媒体甚至都不是反共的主战场。如果有人把中国反对派政治的主战场放在推特上，而不是放在中国本土，那我只能说：这种幼稚的儿童游戏——借用一位网友的说法就是“政治家家酒”——在下恕不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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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并不缺少结盟，但中国很少把结盟拍出政治深度，最常见的情况就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对中国人的一般经验而言，订立盟约不见得就是好事。比如“澶渊之盟”名义上是议和，宋辽互称兄弟之国，但宋不但要受燕云十六州之辱，每年还要向宿敌缴纳岁币，实际上是宋受了辱。

2013年的《大秦帝国之纵横》和1997年的《东周列国·战国篇》算把中国古代政治结盟表现得比较优异的了。中国的战国时代结盟常被说成是“合纵连横”，仿佛决定结盟的关键因素是巧舌如簧的说客和诡计。这仍然是脸谱化的解读，跟浮光掠影没有本质差别，虽然看起来同样很精彩。

相比之下，《真田丸》中的结盟已经脱离了所谓的“权谋”和“诡计”范畴，更逼近现实政治的一般经验。一个最突出的地方就是真田家族夹在列强之间反复左右横跳，真田家反复背叛的北条家和上杉家仍然无法拒绝与之结盟。同样的情况放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小国、弱国往往逃不脱被灭国的命运。真田安房守的老狐狸做法恐怕要被“大义凛然”《左氏春秋》骂得狗血淋头。

这里的“大义凛然”显然是讽刺。中国人的政治意识被道德浸透很深，但是实际行为又往往违背自己的道德。儒家是最喜欢“大义凛然”骂“乱臣贼子”的，结果频繁地改朝换代，哪个朝代不是“乱臣贼子”建立的？“乱臣贼子”建立的新朝廷并不妨碍儒家重新搬出三纲五常来奠定新朝廷的合法地位。

比如春日信达被真田源次郎说服背叛上杉家——明明是真田安房守派儿子真田源次郎去劝降，反而等到春日信达一拿到北条家的纳降承诺，就指使真田信尹毫不犹豫杀掉春日信达，结果平息了北条家跟上杉家的战事。也就是说，死了一个人，但使许多人免死于战争。

春日信达之死当然很不道德，但也并非不道德能简单概括。这就是政治自身的复杂性。对政治家来说，并不存在“电车难题”。不是因为政治家不道德，而是政治家必须在牺牲、代价和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因为政治家不仅关系到国家之存殁，还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在这两者都无虞的情况下，政治家也要计算得失和代价，他必须这么做，计算是政治家的责任。

回到结盟这个母题上。真田家的结盟艺术并不是单纯的投机。而是有一批同样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在反复计算得失和风险。即使互相有仇或互相背叛的家族，也不妨碍他们为政治上无法拒绝的理由合作。政治家如果以道德为理由，拒绝合作，其结果反而是自己陷入孤立无援，乃至身死国灭。

对于中国的反对派群体来说，结盟这种政治艺术也是需要摈弃私人恩怨和政治短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再鼓吹培养我们自己的反对派政治家：因为政治家懂得计算和合作，而不是一味斤斤计较、睚眦必报。政治家跟普通人相比最大优势就在于政治家手段不但更强硬也更柔韧和灵活；普通人的拒绝就是拒绝，不存在调和和折衷空间，其结果就是强硬也不够强硬、灵活也不够灵活，这样的情况完全不能应对反抗极权国家的政治风险。

如先前所言，我们面对的强敌是别国反抗经验中所没有的。如果我们单纯照搬照抄别国反抗运动经验，用同水平低强度的弱办法来对付更强的强敌，那必败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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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里讲，18世纪中叶，法国文人政治盛极一时。其典型做法是将公共政治讨论包装成“哲学”输入到文学写作中，用以引导社会舆论。其结果是文人实质上承担着主要政治家的角色，包括贵族在内，没人有能力挑战当时文人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最终这些被包装成“哲学”的新思想、新观念，成了引发法国大革命的主要诱因之一。1

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承担的角色，普罗大众往往估计不足。随着反智主义情绪高涨，普罗大众反而鄙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站在执政者角度来看，其看法却与反智主义观念截然相反，因为知识分子确实可能领导社会变革。正因如此，专制政权往往才不惜一切代价打压知识分子，包括诱导普罗大众莫名仇恨知识分子。

由知识分子领导的社会变革，较近的案例莫过于东欧剧变，尤其以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最为突出。197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七七宪章》签署者团体中，作家哈维尔（Václav Havel）无疑是其中思想领袖，后来不但领导了天鹅绒革命，还当选首任捷克总统。《七七宪章》的影响力还跨越国界，引起波兰和匈牙利知识界积极响应（后来中国的《零八宪章》也受此启发）。

1976年波兰知识分子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其骨干成员包括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和雅采克·库隆（Jacek Kuroń，后在新政府任劳工和社会政策部部长）等人，后来参与领导了著名的“团结运动”（此为推动波兰民主转型的决定性运动）。1977-1981年间，波兰知识分子团体自发复兴了该国19世纪末“飞行大学”传统，以“科学讲座协会”（Towarzystwo Kursów Naukowych）名义展开秘密结社活动（后来也汇入到“团结运动”）。其杰出成员除前面提到的两位，还包括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Bronisław Geremek，后在新政府任外交部长）、瓦迪斯瓦夫·巴托谢夫斯基（Władysław Bartoszewski，后在新政府任驻奥地利大使和外交部长）和安德烈·切林斯基（Andrzej Celiński，后在新政府任文化部长）等等，这些还不包括后来跟米奇尼克一样淡出政治的其他重要活动家。可以说波兰知识界为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贡献了巨大的才智力量，其规模和程度恐怕连匈牙利也难与之匹敌。

匈牙利也主要由知识分子推动民主转型，其形式相当与众不同。匈牙利政治社会学家博佐基·安德拉什（Bozóki András）在2022年出版的《匈牙利滚动式转型与知识分子角色》一书中，将匈牙利民主转型分为五个时期：异议时期（1977-1987）、公开网络建设时期（1988）、圆桌谈判时期（1989）、议会政治时期（1990-1991）和新民主运动时期（1991-1994）。其中该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呈现打车轮战式滚动参与：如从异议时期算起，每个转型期都有大约3/4的知识分子被新加入的知识分子替换掉，剩余约1/4又进入下一转型期继续领导社会转型；主要参与者和最活跃成员像轮班或打车轮战一样，轮番参与政治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匈牙利社运知识分子自身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成长历程：异议人士阶段、职业化阶段和建立新政权以后的新政治运动阶段。2

博佐基认为中欧国家批判型知识分子，在推动前共产政权更迭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他们使共产主义政治体制失去了合法性，是他们形成了新的政治语言、创造了新的政治机遇，以及定义了冷战后新民主政治的全新特点。博佐基说的情况，特指“社会运动知识分子”，与已经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体制化知识分子”相区别。二者比较关键的差别包括：体制化知识分子可能是诱发社会运动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主要负责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社运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运动激进化进程中扮演关键角色）才是社会运动主要组织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其主要角色是将社会问题政治化，以及推动社会来解决问题。但社会运动产生的新知识主要来自于社运知识分子，这种新知识也可能在社运知识分子和体制化知识分子之间造成紧张关系，尽管这两类知识分子也可能在社会活动中合作。3

根据博佐基的说法，米奇尼克和哈维尔显然是社运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但在社会运动中承担了新知识、新思想、新理论生产，还树立了新的道德权威，尤其对其他社运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匈牙利知识分子群体存在较大分化，缺少跟米奇尼克和哈维尔相提并论的最突出代表，但仍然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点。1970年代以前，匈牙利就形成都市派和民粹派两大反对派团体（这一分化也延续到往后反对运动中）：都市派知识分子主要由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Lukács György）的学生圈子和一些作家组成，比较突出的代表有哲学家基石·亚诺什（Kis János）和作家哈拉兹第·密克罗什（Haraszti Miklós）——作家康拉德·哲尔吉（Konrád György）是社运知识分子最重要代表之一，广义上也属于这个圈子；民粹派则包括作家丘尔卡·伊斯特万（Csurka István）和诗人乔里·山多尔（Csoóri Sándor）等人。4 从这些构成可以看出，文人和思想家是匈牙利社会运动主体。

事实也确实如此。根据博佐基和西蒙·阿格尼斯（Simon Agnes）的统计，1977-1994年间，最活跃的社运知识分子占比最高的前十种职业分别是：文人（13.61%）、艺术家（13.43%）、记者（12.65%）、经济学家（7.17%）、历史学家（6.14%）、教师（6.02%）、社会学家（5.96%）、工程师（5.66%）、律师（5.54%）、大学生（4.94%）。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和人文社科类从业人员参与社会运动的热忱明显高于理工类。其中核心社运知识分子（即充当领导者角色、长期活跃以及主要影响力者）占比最高的前五种职业包括：文人（35%）、哲学家（15%）、社会学家（12.5%）、经济学家（10%）、工程师（7.5%）。依然是文人和人文社科占比最高。5

博佐基（和西蒙）并未解释这种比例构成的成因，但我们可以想象：思想最活跃和最善于表达的群体更倾向组织、参加和推动社会运动。这一点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可以得到验证。1976年米奇尼克重新反思波兰知识分子与天主教会矛盾来龙去脉，从中发现了知识界和天主教会可以寻求合作的契机，为将来的反对联盟跨出了关键性一步，可以说是引导波兰走向社会团结的第一步。6 哈维尔的名言“生活在真实中”则更加家喻户晓，几乎可以说树立了一种普遍的反抗信念。

但博佐基也指出，匈牙利产生社运知识分子跟该国自身环境独特性有关。1996年美国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Jerome Karabel）还列举了知识分子可能反对、乃至反抗政权的八项条件，包括知识分子群体自身的组织化和政治化程度、知识分子阶层相对独立性、政权压迫性相对较低、统治集团内部分化（或自我削弱）、国家失能、历史上有反权威的文化传统等等。7 比如东德和罗马尼亚就出现了有社会运动，但知识分子缺席的奇怪现象。8

就东德的情况而言，知识分子缺席跟政权压迫性没有多大相关性（反而是一般社运人士带头克服恐惧心理）。东德政权压迫程度跟波兰比并不见得严重多少，而且两国都有教会做中间人调停政府与社会冲突（尽管有人喜欢夸大教会实际影响力，忽视教会在社会上感受到的敌意和孤立）。9 但东德知识分子为什么缺席呢？这恐怕跟该国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孱弱有关系。

“社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由耶鲁大学社会学家罗纳德·埃尔曼（Ronald Eyerman）提出，原指在社会运动中成长并起来推动社会运动发展的知识分子。10 但事实上，后来很多研究证明社运知识分子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也就是说不一定先有社会运动才有社运知识分子。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在美国传播甘地思想的霍华德·瑟曼牧师（Howard Thurman）、社会活动家贝雅得·拉斯丁（Bayard Rustin）和詹姆士·劳森牧师（James Lawson），正是他们的思想传播工作引发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后来他们也跟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一起领导这场运动）。11 可见社运知识分子形成思想传播者角色也可能先于社会运动。

博佐基的研究给中国读者带来了新的展望，也鼓励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去探索新的知识生产和思想生产角色。不见得是社会运动创造这种新角色，也可能是这种新角色创造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政治高压事实上并不能囚禁思想探索，也不能阻止社会自发寻求出路。如果有人觉得想一些前人之所未想之事也有一种遭人围追堵截的压迫感，不妨先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了。

社运知识分子这一角色在中国至今缺席。一个尚未产生的新事物并不能证明其不可能产生，最多只能说明中国知识分子被想象中的“封控政策”画地为牢。如果知识分子像2022年底突破防疫封控政策那样，主动克服自身恐惧心理，主动去成为社会变革引领者，届时我们会发现，所谓政治高压也不过如此，说来说去也就是各人自己给自己画地为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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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參與内訌和互相結仇的不同政見群體和個人，永遠在指責其他人，尤其對互相拆臺樂此不疲：在向其他不同政見者潑髒水、抹黑和謾駡的時候，他們每個人都大義凜然；但一旦別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就跳脚大駡，乃至撒潑打滾兒。在這樣糟糕的輿論環境中，每個人都想裝大義凜然，但是實際上每個人都有輪到自己被攻擊的時候，而且其他人也跟他自己看別人笑話一樣冷眼旁觀。

捲入到這種毫無意義的網絡駡戰（也有人把污衊、誹謗和互相拆臺當成「批判」，這就十分離奇了），最終效果就是以眼還眼，導致所有人都成了瞎子。

這種惡劣的輿論氛圍，與中共政權日漸緊縮的壓迫一樣令人窒息和絕望。於是就有憤世嫉俗群體跳進來大殺四方，逮誰咬誰。不同政見群體畢竟這麽不爭氣，憤世嫉俗者當然有理由看不起他們。但是隨著憤世嫉俗的音量漸長，更加惡化國際社交媒體上面的輿論環境，一種悲觀情緒在海内外各大中國人社群中普遍蔓延，而悲觀情緒又進一步反噬，又給網絡戾氣喂蠱，進一步助長網絡駡戰，網絡駡戰又更進一步刺激憤世嫉俗……如是往復循環。

這種局面是不是牢不可破了呢？不同政見群體和個體之間互相「狗咬狗」，與社會現狀會不會被打破並沒有必然關聯。清末不僅革命黨人跟保皇黨人之間有「狗咬狗」，各個革命團體之間也一樣「狗咬狗」。其中互相攻訐的最常見形式至今仍然流行，包括互相指責詐騙和斂財、互相推卸責任、互相割席、互相辱骂等等。

1902年，康有為門生歐榘甲在《大同日報》連載長文《廣東獨立脫離滿清羈絆之說》，鼓吹十八省獨立，後以《新廣東》之名集結出版，致康歐二人割席。可見因為意見分歧就互相割席的情況並不是現在才有的。

另外互相指責詐騙和斂財的情況在清末就更常見。比如歐榘甲1904年在《大同日報》上發文毫無依據痛斥孫文借革命之名詐騙，稱其為「假革命黨」，呼籲洪門致公堂和各大會社與孫文割席，結果歐榘甲遭致公堂領袖黃三德報復，將其從《大同日報》開除。

1908年，雲南河口起義失敗，法國殖民當局押解600多名義軍俘虜至新加坡安置，孫文與新加坡華僑籌錢將這些人安置在中興石場，孫文自己這時候財政也入不敷出。結果，陶成章這時候跑來跟孫文要2000銀元充《民報》經費，孫文將私人手表、衣物一並交予陶成章變賣。不久，陶成章更是獅子大開口，伸手向孫文要50000銀元，孫文此時接近破產。陶成章遂以蘇、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名義向南洋各國華僑籌款，但因經濟危機等問題，華僑捐款微薄。陶成章毫無依據地認定是孫文從中作梗，憤而糾集五六人在新加坡《南洋總匯新報》上發文痛斥孫文三種十二項罪狀，包括懷疑孫文藏有巨款、「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等，要辭退孫文同盟會總理職務。陶成章跑到日本向華興會首領黃興控訴孫文，遭黃興痛斥。心懷怨恨之下，陶成章聯合章炳麟印刷大量傳單，寄送南洋和北美等地控訴孫文貪汙錢財。後來，寄居越南的中國革命黨人發表《河内公函》回顧廣西、雲南起義來龍去脈，以大量確鑿事實證明陶成章誹謗。

陶成章這樣的人，因為猜忌或稍不如意就割席，因為私人恩怨就挾私報復，一挾私報復就不擇手段上綱上線，這樣的情況在現在中國的不同政見群體也一樣很常見。甚至連用詐騙、斂財做抹黑手段，也一百多年沒有長進。

除了這些之外，孫文、黃興、宋教仁也曾因為意見不合發生内訌或互相推卸責任。其他革命組織互相間内訌更不絕如縷。孫文當然也背負著「遙控革命家」駡名，這種情況與現在海外不同政見群體的待遇完全一樣：這就是一種典型的詭辯，誘騙孫文及其革命黨同志回國被捕，則革命不成；誘騙中國的海外不同政見群體回國被捕，其結果也一樣。這種嚴重迫害不同政見群體的大環境，迫使政治流亡者將戰線延伸到海外；如果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回到本土，除了大批增加政治犯和延長關押年限之外，並不利於在中國推動社會變革。也就是説，這種統治環境就注定了中國的社會變革必然要依托海外流亡群體和本土配合，不可能單純依靠本土反抗，因為地下活動組織者開個會也會有被一鍋端掉的風險。

本土反對派與流亡反對派群體通力合作的情況，在其他國家並不少見。比如流亡瑞典的核物理學家弗蘭迪謝克·亞努赫（František Janouch）就曾協助前捷克斯洛伐克《七七憲章》運動向捷克斯洛伐克走私違禁出版物和印刷設備。像這樣的事情很多，東歐國家社會運動群體（包括地下反對派運動）與海外流亡群體互相合作的案例有很多，其中以走私違禁出版物為最。蘇聯流亡團體還繞道波蘭團結工會走地下管道偷渡違禁出版物到蘇聯。這些違禁出版物為東歐各國和蘇聯的反政府宣傳提供了有力保障，因為沒有這些宣傳，就沒辦法把社會動員起來。

現在中國與當時東歐比存在一個顯著劣勢就是：中國本土社會運動長期絕跡，大量維權活動和集體上訪分散進行，不但沒有彼此合作，還被各個擊破，但最主要的區別還在於地下反對派運動缺失，使得海内外無法合作。東歐反對派運動當然是受到法律禁止的，而且受到當局嚴厲打壓和不斷破壞，但由於社會運動一直沒有斷絕，每一次社會動員都直接激活一次反對派運動，而且不斷促成不同形式的社會團結。

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由於輿論審查和社會監控等原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各大反對派組織内訌，即使這些反對派内部也存在保守派、溫和派和激進派分歧，惡劣的社會環境反而迫使各個組織互相合作、互相掩護。

社會運動長期缺席給中國社會造成了嚴重創傷，其中一個是本土至今沒有形成反對派，另一個就是海外流亡群體由於環境壓力缺失，就毫無顧忌地内鬥，這一點几乎是重現了清末海外革命黨的歷史悲劇。這種内鬥，不但瓦解了海外對本土的影響力和滲透效果，還結結實實地削弱了流亡群體對中共政府發起的挑戰。

令人痛心的是，中國流亡群體至今仍以互相拆臺和「狗咬狗」為日常娛樂，不但與社會行動為敵，還以社會變革為敵，對自己這邊的人極盡攻訐之能事，最終各人皆逞智叟、小人之小聰明。

要終結這種紛亂局面，除了提高社會運動骨幹的承壓耐受力之外，也需要各人儘其所能減少輿論環境惡化。培養海内外互信和合作精神也是當務之急，如果互不信任，則不但社會運動開展不起來，社會怨恨和不信任還要持續加劇。參加過白紙運動的人在這方面深有感觸，社會運動起來的時候鼓舞社會，落潮的時候引發怨恨回彈。這其實沒有什麽好奇怪的。

總之，從中國的現有情況來看，海内外不同政見群體互相怨恨和内訌並不見得就是十分悲觀的事情，這是社會運動本來就要面對的問題，與其他國家只是環境差異和程度深淺之別，並不存在什麽本質差別。流亡群體在沒有承受足夠壓力和風險的情況下出現散漫和内訌並不奇怪。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講，正常民主國家和開放社會也很難出現民意高度統一的情況。假如把中國的海外離散群體想象成一個多黨派社區，陣營越多，每個陣營分到的選票就越少，結果也會顯示出每個陣營得不到大多數人支持。

社會變革也一樣。社會變革並不需要每一個人投贊成票。當社會形成變革的氣候之時，極端保守派和偽民主真守舊的頑固派也只能螳臂當車。推翻滿清，建立新國家的時候，遺老遺少們就算跳脚大駡也不會駡死新政權。同樣，當社會變革形成氣候的時候，内訌和分歧也一樣會被時代洪流衝走。歐榘甲和陶成章之流也沒有辦法阻擋時代洪流。

只是要特別警惕：我們究竟是只要中共政權倒臺、要舊社會重新洗牌呢，還是重新創造一個更好的新社會？如果我們的目的是創造一個更好的新社會，不需要等中共倒臺再去磨磨蹭蹭推進，從現在開始、從我們自己開始、從自覺自律開始、從停止内訌開始……實際上我們已經具備自己改變自己（從自己身上移除極權主義土壤）的條件，這取決於個體的主動意願。

希臘化時代的哲學思想有很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從伊比鳩魯（Epicurus）在雅典近郊購置一處庭院將其花園用作教學場所（遂得名「花園派」），到季蒂昂的芝諾（Zeno of Citium）在雅典集市北邊的彩繪柱廊（Stoa Poikile）下公開給人授課，再到阿爾賽西勞（Arcesilaus）出任著名的柏拉圖學院院長之後開始教授懷疑論，希臘化時期哲學更關心人應該如何生活以及如何生活得更好。這種哲學取向，看起來更像是承平日久的國家才會關心的事情，但偏偏希臘化時代是社會動蕩、戰亂頻繁的年代，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下關心怎樣活得有意義反而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在脫離這個關係到日常生活實踐的實用哲學傳統以後，哲學開始進入由經院哲學樹立的象牙塔時代，直到文藝復興運動、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開始輪番衝擊由教會和早期大學把持的思想傳統，把哲學重新放歸到世俗社會，使貴族、商人、僕人和職業作家也有機會從事嚴肅的哲學事業。但是隨著近代大學教育模式逐漸確立起來，哲學又逐漸脫離世俗社會，只不過現在不是教士群體壟斷哲學市場，而是越來越專業化的大學教師在承擔以前教士群體的研究工作。就這樣，哲學再一次被關進了象牙塔里。

假如希臘化時代的哲學家看到如今哲學脫離世俗社會，高懸于空中樓閣之中，他們又當作何感想呢？

眼下西方國家又興起了一股斯多葛主義復興浪潮，斯多葛學派的哲學理念和思想技術，又開始在世俗社會重新打開局面。尤其是在認知行為治療和心理治療等應用領域，我們看到相當多的哲學實踐者，他們更像早期斯多葛學派那樣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力行地實踐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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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專門寫給社會活動家的理論和方法指導手冊，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權力與系統方法」（PSA）。

PSA這種方法結合了「系統思維」和「權力分析」兩大方法論支柱。系統思維指的是根據社會的復雜性和非線性變革的不確定性來靈活制定策略。權力分析指的是對可能影響社會變革的權力因素進行分析，包括權力在誰手中、如何賦權、如何鑑別盟友、如何激發主體的內在力量等等。

系統思維強調社會變革的系統性、復雜性、不確定性以及反饋和監測的及時性和應對策略上的靈活性。權力分析則關心由可見權力、隱蔽權力和不可見權力構成的復雜網絡如何給社會運動推動者提供識別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這本書對中國的社會運動有什麼啟發呢？

可以說，這本書主要針對對象還是一般的具體的社會運動（雖然其田野考察和案例研究遍布全世界），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它抗拒（線性的）規劃和設計。但對於在極權國家推動以實現民主轉型為目標的大型社會運動來說，如完全不信任線性規劃和設計，就會遭遇組織和動員方面的巨大困難。

比如讓互相缺乏信任、高度社會原子化、生活在恐懼中、不敢站出來講話的群體朝著恢復社會聯結前進，就需要有策略地進行規劃和設計，目的是強化社會聯結和實現社會聯盟。

PSA顯然辦不到這一點：它無法確保如何在高度原子化的社會裡實現社會聯結，甚至也無法單純依靠社會活動家和自發組織的影響力來實現全社會范圍的互動和響應。尤其中國當前的情況是嚴重損壞了社會的中間聯結組織，禁止和取締了不受黨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組織，禁止未經黨和政府授權的社會動員和社會自發組織。在這種情況下，你絕不可能指望社會活動家和零星的臨時組織來動員社會，因為這樣的人一抬頭就會被抓捕。

所以，雖然宏大敘事是跟我們這個時代背道而馳的，但是在這個難題面前，對社會運動道路的線性規劃和設計將是不可避免的：你需要依托靈活多變的動員形式，先樹立起運動形式和路線這個大方向，其次是培養海內外社會運動骨干和發展出向中國大陸延伸的地下組織或半地面組織，最後是依托傳播學規律實現反復社會動員，打通阻滯動員的各個環節。只有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才可能在遇到關鍵節點（critical junctures）或社會危機的情況下，發起能夠經受住鎮壓和社會壓力的強大動員。否則，你會看到一盤散沙的自發抗爭來得快、去得也快，幾乎無法對改變中國現狀產生任何實際效果，反而可能進一步造成時代幻滅，讓普通參與者因為再次挫敗陷入更深絕望。

對於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來說，我們不僅要把恢復信心和建立信任當成頭等緊迫的大事來做，還要做一系列預備性工作來應對突發狀況。比如危機突然爆發，而一盤散沙的民眾即使想出來抗議，也不知道該聽誰的，因為這時各個影響力者都在自言自語，而社會又無法組織和動員起來，所有人只能像無頭蒼蠅一樣隨波逐流。但假如我們在突發事件以前就建立起一個多中心化、多陣營化和多媒體化的廣泛的社會聯盟（即使部分運動中心流亡在海外，也一樣可以發揮作用），中國大陸民眾就知道遵照社會聯盟的統一指揮來行動——比如在條件不利於我們的時候及時撤退，在條件有利的情況下堅持斗爭，在沒有遇到關鍵節點或者社會危機的情況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來恢復社會聯結等等。

鄧肯·格林（Duncan Green）確實給了我們許多碎片化的啟發，當然其方法論有值得借鑑的地方，還有建立信任、信心、信念和社會聯結的重要性，又如對漸變過程和突變節點的關注，以及有關社會結盟的討論。對我們來說尤其重要的啟發是，作者強調了在文化層面，運用不可見的權力（比如文化觀念、規范和信仰）來推動社會變革。這一點與我們先前在「新國家道路與中國民主轉型」系列節目中強調社會變革從社會文化層面突破原理上如出一轍。

但是問題在於：鄧肯·格林過於強調宗教信仰的意義，這在中國當前社會環境中還不切實際，雖然中國大陸同樣有著龐大的宗教群體值得我們努力爭取，但大多數人口仍然是不受宗教信仰鼓舞的。但原理上是沒有錯的，要宗教信仰讓位於透過文化媒介傳播的社會信念才更適合中國當前的社會現實。中國大陸民眾現在迫切需要的是信心和信念，而不止是信仰。

親愛的AEU：

當一個社會走到固步自封的地步又找不到社會出路，就會出現普遍的浮躁情緒和大起大落的情緒化問題。當然，一個內部失衡的不穩定社會也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

在一個情緒化的社會環境裡，人們的認知是經由情緒來塑造的，除非我們游刃有余地駕馭情緒，否則我們很難說自己是理性的。

這就是我常說的認知混亂之由來。認知混亂跟隨著起伏不定的情緒隨波逐流，並且以情緒化為感知世界的器官。恰恰因為情緒化主導著中國社會，許多人就像集體感染了一種雙相情感障礙，一丁點分歧或者一丁點風吹草動也能造成大起大落的情緒波動。

親愛的AEU，要清醒地意識到我們的這個社會發生了什麼事情，光靠去看去聽去讀是不夠的。我們首先需要游刃有余地駕馭我們的自己情緒，才能避免用情緒充當感覺器官。這也是為什麼我一再鼓勵社會去學習斯多葛主義，去克制自己的情緒，成為自己的主人，不受變幻莫測的情緒驅使。

親愛的AEU，我們之所以要這樣做，不是因為我們討厭人類的情感，不是因為感性是靠不住的東西，而是因為浮躁的社會情緒會干擾我們對社會出路的判斷，會加劇我們對於彼此的不信任和敵對關系。我們這樣做反而是因為我們珍視人類的情感，我們要在鋼鐵叢林裡建立一個溫情社會，就需要有充沛的情感。但是親愛的AEU，我們需要的是情感而不是濫情，不是無法自我節制的情感，也不是媚俗，更不是隨波逐流、大起大落，而是懂得克制而且能夠收放自如的情感。

假如一個人上一刻還活力四射、載欣載奔，下一刻就冷酷無情、麻木不仁，這樣的人也許會是一個好朋友，但是經不起挫折和挑戰，我們知道他的友好也自然懼怕他忽然翻臉不認人，因為性格反復無常無法在人與人之間建立真正的信任和友愛。

親愛的AEU，我們需要許多像你一樣的年輕人跟我們一起來改變這個社會，首當其沖就是要在這樣的社會裡建立不動如山的信心：我們看到哪裡有不動如山的信心，就會朝哪裡聚集，未來那裡就會是社會變革的風暴中心。

怎麼建立社會信心呢？我們不但需要很多人自發抑制起伏不定的情緒，還要建立足夠冷靜、足夠穩定的情感聯結，直到把我們的社會聯結成一個牢不可破的「情感共同體」。

情緒化不見得是中文自身語言特點造成的，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比中文更加情緒化，但仍然不妨礙一個社會出現冷靜的思想家和卓越的政治家。情緒化是社會環境和時代環境共同促成的，是長期安全感缺失、信任缺失和缺乏正常情感關懷所致。

我們實際上並不知道中文真正的潛力在哪裡，依照政治語言自身特點來說，含糊而且曖昧的語言反而是最高級的政治話語（雖然政治家很多時候也達不到這種水准）。我們要做的是重塑語言自身的可塑性，就如同重塑我們年輕人的可塑性一樣。

我們現在實際上沒有體會過未被中共意識形態污染的純淨的中文語言，我們並不知道這種語言未來潛力在哪裡。可以肯定的是，語言的改造和未來社會變革會一同進行，未來某個時機我們還會清算這樣的語言，就像戰後德國清算納粹德語、恢復德語原本優美的語言特點（幾乎所有馬列主義政權上台之前就已經推動語言貶值，而上台之後又大幅度改造語言，這就是中共官場土話和中國社會暴力語言橫行的源頭）。未來我們也會清算我們現在使用的語言：許多社會心理障礙、偏見以及謬誤充斥著我們的語言，還有無處不在的暴力意識在透過語言分化我們。

我們不必等遙遠的未來，我們即刻就可以出發去改變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去嘗試、去探索我們從來沒有過的經驗。我們的所有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障礙，都隱藏在我們未經察覺語言習慣之中。我們知道改變是必然的，不從語言開始就從語言結束。

親愛的AEU，近期在與朋友們交流的時候，我也談到了同樣的事情：我們要建立一套真正被民主價值觀念賦值的新的政治語言，我們要讓新的政治語言充滿清醒的冷峻的現實感，還要用溫情、優美和真摯來填充跟擠佔中國社會趨於僵屍化的、粗糙的劣質語言。

我們要建立一套新的政治話語對中共的政治話語產生「擠出效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言論市場上贏得立足點和生存空間。我們會在這種共識上，建立一個真正的政治上的反對派。

親愛的AEU，不要灰心。信心就是這樣在百折不撓的社會困境中產生的。反倒是那些因為發展勢頭良好而信心大振的「信心」更像是投機，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在最看不到希望的時刻仍然堅定信心去做其他人不以為然的事情。

我們經常看見有人表達對馬克思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厭惡情緒，但心安理得接受了其中的歷史決定論，甚至可以說連他們的反對意見都是被歷史決定論塑造的。

中國人至今也沒有克服歷史決定論，歷史決定論就像一種牢籠：人們一邊批評牢籠，一邊扛著牢籠到處走動。

歷史決定論不僅是一種宿命論，還是一種憤世嫉俗的悲觀情緒，尤其在六四慘案這樣的集體創傷之後，歷史決定論還變成了普遍的社會心理障礙和普通人自己給自己設置的禁閉室。

歷史決定論是個什麼東西呢？哲學家們對它的批判太多，簡單來說，以往人們更側重歷史決定論過度強調對人類理性的極端迷信，過度迷信歷史必然性，對於中國人來說則表現為對歷史周期的過度迷信……這些情況都在給極權主義創造生存土壤。

現在我們注意到中國社會的歷史決定論發生了新的演變：它從極端的理性主義跑偏到了另一個極端：極端不理性。一方面人們毫無實證依據地假設中國仍然沒有走出以往的歷史周期，另一方面人們想當然相信某些專屬於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他們都憤世嫉俗地認定：改變現狀沒有可能，讓現實繼續爛下去最好，反正歷史周期還要再循環，反抗沒有意義。

現在，歷史決定論形成了一種密閉的觀念空間，一切試圖向其中滲透的努力、一切想要打開人們心結的努力、一切試圖引導人們解放思想的努力，都會引起激烈抗拒。這倒不是說他們對現狀很滿意，也不是說他們支持維持現狀，恰恰相反：他們對現狀極為不滿，但是對任何改變現狀的努力也持同樣的攻擊態度。

這些群體的心理就像集中營幸存者，暴力已經徹底摧毀了他們的自尊和自信，他們連看人的眼神也閃躲不定，除了囤積食物，在他們的余生中仿佛只剩下無窮無盡的軟弱、怨恨和自暴自棄。除了囤積食物，他們不相信一切善意，不相信這個世界除了食物以外，還有其他有價值的東西。

你要把余生都活在自欺欺人中嗎？

以賽亞·伯林在《論歷史不可避免性》中猛烈批評濫用歷史決定論的傾向，還有將科學決定論跟歷史混為一談的傾向，還有將對歷史的回顧性解釋合理化的傾向，還有對歷史目的論的迷信（中國流行的「歷史循環論」也是歷史目的論的一個變種），以及歷史決定論對道德責任感的嚴重破壞。這些情況在今天的中國問題同樣嚴重，甚至汎濫成災，變成人們習以爲常的思維習慣和行爲模式。

歷史不僅充滿了偶然性，還不存在一條所謂的必然道路。不僅歷史決定論幻想的現實和歷史關系，無法通過實證來證明，中國例外論還用中國歷史特殊性來搪塞一切比較、對照和反省，最終只為達到一個目的：告訴你現狀不可避免和不可抗拒。

以賽亞·伯林最著名的言論之一就是諷刺那些認為每個問題都有唯一一個正確答案的天真想法。意識到這一點，就是思想解放的起點。更進一步的成長還會讓我們發現以賽亞·伯林另一個論點：價值和意義是多元的，即使它們互相沖突、互相矛盾，沒有任何一種價值或意義絕對高於其他。

開放的思想總是保持開放性，而封閉的思想反復強調絕對性。不要以為現在的中國人跑到自由世界就思想自由了，套在他們身上的牢籠還如影隨形，認知混亂與思想解放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情。

我們在網上看見這樣一句心靈雞湯：「當一杯牛奶打翻了，再倒一杯就好了。不要成為你過往的囚徒，那只是一堂課，不是無期徒刑。」

這句話雖然是心靈雞湯，但是舉重若輕地指出了歷史主義謬誤和歷史決定論所制造的社會心理障礙：一個人在過去一直失敗一直失敗，不等於未來也會一直失敗一直失敗。這個道理誰都懂，但是換成國家、民族和社會，怎麼人們就忽然憤世嫉俗起來了？

意大利哲學家翁伯托·埃柯（Umberto Eco）有一年在美國紐約出差叫了一輛計程車。計程車司機是個巴基斯坦人，他問哲學家：你們意大利人的敵人是誰？哲學家感到相當困惑不解。司機解釋道：意大利歷史上總歸有一些宿敵吧，比如殺過誰或者被誰殺過，比如領土糾紛、民族矛盾和邊境衝突等等都算。哲學家回應說：意大利沒有敵人，距離上一回打仗都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情了。但巴基斯坦人十分不解：一個國家怎麽可能沒有敵人呢？1

事後，埃柯忽然意識到意大利並不是沒有敵人的。只不過意大利的敵人不是來自外面，而是來自裏面。很長一段時間意大利都在内鬥：比薩跟盧卡打仗、支持教皇的圭爾夫派（Guelfi）和支持神羅皇帝的吉伯林派（Ghibellini）打仗、北邊跟南邊打仗、法西斯跟游擊隊打仗，甚至黑手黨跟國家、政府跟司法部門也都處在長期對抗中。

埃柯甚至感慨說：過去半個多世紀裏，對於意大利來説，其中一個不幸的地方就是缺少真實的敵人。歷史上意大利統一有賴於對抗奧地利這個外部威脇。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獲得全民支持也有賴於成功塑造内部和外部敵人。

為什麽要有一個敵人呢？埃柯說，敵人不但關係到一個群體的身份認同，還會製造一種價值體系方面的障礙：一個群體只有在尋求克服這種障礙的時候，才會彰顯自身價值。

埃柯說，敵人是被塑造出來的。敵人往往並不是直接威脅，而是在沒有產生威脅之前就被塑造成威脅。「敵人」與「我們」不同，這種「不同」本身就被當成是有威脅意味。

埃柯甚至更進一步說，文明的歷史進程不能夠沒有敵人。即使對於一個溫和的人來説，需要敵人也是一種第二天性。我們的道德感並不是在假裝沒有敵人的時候才流露出來；在設身處地理解敵人的時候，我們才是有道德的。不管是凱撒敬重高盧人，還是塔西佗稱贊日耳曼人，又或者是古希臘悲劇作家艾斯奇勒斯（Aeschylus，又譯埃斯庫羅斯）在作品裏公正地對待波斯人，對待敵人的方式體現著人的道德感知：嘗試去理解其他人意味著消除成見同時並不否認、也不忽視他者的他異性。

敵人對中國人來説是一點都不陌生的東西。中國從古至今都不缺少敵人，不從外面找，就從裏面找。中國歷史上還存在一個特殊現象：外部敵人也可能融入到中原王朝的歷史意識中，演變成漢民族歷史認同的一部分。鮮卑人、契丹人、女真人、黨項人、蒙古人和滿洲人建立的政權在漢民族的歷史認同中，并不是純粹的外國政權，即使他們與中原王朝（或中原民族）為敵，即使語言、文化、習俗互相不通，「他們」也是「我們」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一些模糊不清的邊緣地帶，比如匈奴、突厥、回鶻和吐蕃，他們並未很好納入到漢民族的歷史認同中。他們或者沒有被納入到「二十六史」中（儘管西夏史也不在此之列）；或者通常在歷史敘述中作為沒有與中原王朝很好融合的外來者出現；又或者長期缺席，仿佛在被征服以前沒有自己歷史，在被征服以後還長期處在被遺忘和被覆蓋的歷史邊緣。

對中原地區來説，在清末形成現代民族國家意識以前，歷史認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在扮演著民族國家認同的角色。不管是融合，還是不融合，這些外來的敵人都在塑造中原地區的歷史認同。當歷史意識中包含「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是「我們」的一員，即使「他們」曾經是「我們」的敵人，甚至是「我們」的征服者。歷史意識也可能告訴「我們」：「他們」并不一定是「我們」的一員，但在強化「我們」的生存危機，最終強化了有關「我們」誰才是自己人的共同體意識。

埃柯提到的塑造敵人但尊重敵人的傳統，乍一看像源於歐洲的騎士傳統，其實並不一定是歐洲特有。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期間，耶路撒冷征服者薩拉丁（Saladin）就以騎士精神對待獅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I）。薩拉丁本來在戰場上處於劣勢，但仍不妨礙他尊重自己的對手。民間有很多有關薩拉丁的傳説，比如薩拉丁在理查一世生病期間把自己的御醫派給理查一世治病。還有傳説稱理查一世的坐騎死在了戰場上，薩拉丁就派自己的使者牽了兩匹阿拉伯駿馬給理查一世，使者告訴理查一世說：馬是薩拉丁給的，他認為國王不應該徒步作戰。中國先秦時代也有類似的傳統。《左傳》記載宋國内亂，公子城與華豹交戰。先是華豹射了公子城一箭沒射中，又迅速拈弓搭箭準備再射一箭。公子城立刻罵華豹卑鄙，因為根據當時的戰場規則，射完一箭不等別人射回來又補一箭，就是很失禮的事情。華豹明白，搭好的箭只好放下來不射了，結果公子城一箭射來就結果了華豹的性命。《左傳》還記載楚國和晉國邲之戰：晉軍在前面逃跑，楚軍在後面追擊，但是晉軍車馬陷在爛泥裏動彈不得，結果楚軍只好手把手教晉軍怎麽脫困。晉軍一脫困就反過來嘲諷楚軍：我們不像你們逃跑經驗豐富。在這裏，楚軍並沒有趁人之危給晉軍殺個全軍覆沒，這種行為是符合周禮的，在今天看來這就是尊重戰場規則的貴族精神。《左傳》類似的記載還有很多。可見先秦時代各諸侯國還是知道怎麽尊重敵人的。

現在中國是怎麽對待敵人的呢？就2020年《人民日報》和央視等官媒接連多天痛駡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是「人類公敵」來看，中共當局似乎敵意過剩，不知道怎麽尊重敵人。

近二十年，中國在對外關係上表現出來的過剩的敵意，既是基於歷史認同和現實需求的民族意識外化的表現，也透露出在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仍然面臨價值體系上的困惑和混亂：恰恰是因為這樣的困惑和混亂，才使得現在中國需要塑造一些敵人（儘管從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就一直不斷塑造内外假想敵）。不管是中共當局還是中國社會，都很少以比較公正的態度對待敵人，更談不上尊重敵人。為什麽會這樣呢？這種情況跟中國的假想敵受到選擇性歷史重構有關。

中共政權塑造出來的敵人，就像埃柯説的那樣：在沒有產生威脅之前就被塑造成威脅。日本僅僅因為歷史遺留問題，就被塑造成了敵人，這種轉變發生的歷史背景，還是中日關係黃金時代（1980-1990年代）。美國在二戰期間是中國的盟友，在冷戰期間是中國的敵人，後來在改革開放期間，美國重新拉攏中國導致中美關係重新升溫，但到2018年以後中美關係又急劇降溫。但是即使在關係升溫時期，中國社會對美國的敵意卻樹欲靜而風不止，宣傳機器仍給民衆反復灌輸冷戰時期（尤其韓半島戰爭時期）的美國形象。中共當局始終假設美國要對中國實施和平演變，阿拉伯地區茉莉花革命更加重了這方面疑慮。另一方面，歷史上侵占中國領土最多、殺害大量中國平民的俄國卻沒有因為歷史問題變成敵人，反而還得到了寬恕（儘管在整個蘇聯時代，中蘇關係都長期交惡，而且在冷戰結束以後，中俄也長期「政熱經冷」、「官熱民冷」）。毫不誇張地講，中國的假想敵就是選擇性歷史重構的結果。這種選擇性歷史重構無疑也造成很多認知性混亂。

中國社會和國家行為表現出來的過剩的敵意，加上認知性混亂，經常讓人聯想到法西斯國家的某些特點。美國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家邁克·貝克利（Michael Beckley）2024年說中國變得越來越像法西斯國家，尤其在針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極端民族主義、奧威爾式全民監控以及崇尚軍事力量等方面。2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前榮譽教授約翰·維克斯（John Weeks）則認為中國的法團主義和沙文主義是典型的法西斯主義特點。3 不論是哪種説法，人們用「法西斯」來形容中國，並不是為貶低中國而貶低中國，而是拿中國的一些社會特徵來跟法西斯政權做比較。

埃柯曾經列舉過意大利法西斯政權的十四條文化特徵，他稱之為「原初法西斯主義」。他説這些特徵可能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還無法嚴格控制在一個系統以内，但只要沾上其中一個，法西斯星雲就會開始凝結。近年來，也有人援引埃柯來説明中國究竟有多像法西斯政權，但並未將法西斯的十四種特徵拿來一一比照，最多只能説明中國現在具有法西斯政權的部分特點。4

如果仔細比照現在的中國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我們會發現：中國不止是像法西斯政權這麽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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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運動就是一場戰爭，但是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人們吵吵鬧鬧爭論社會運動到底是什麼的時候，專制政府和防暴部隊會毫不猶豫地把槍口對准自己國民，盡管他們以前承諾保護人民，但是如果人民反對他們，他們就毫不猶豫擊斃人民。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社會運動都是一場不對稱戰爭。國家暴力機器殺死自己國民，就像碾死一只螞蟻。但是仍然具備社會自組織能力的國家，仍然前僕後繼地反對專制政府。可以說，社會運動本質上就是國家反對政府的戰爭。

對於缺少社會運動經驗的國家來說，不僅存在鼓動能力和組織能力的普遍匱乏，還存在理論薄弱的地方。理論薄弱尤其致命，因為這關系到社會運動究竟能不能組織起來。

1. 社會運動與情感共同體

社會運動通常不是說服社會的結果，而是依靠情感共同體鼓動和裹挾社會的結果。這是社會活動家通常沒有清醒意識到的問題。靠說服社會是無法鼓動社會起來反抗的，因為理智和惰性通常是趨利避害的。

但是要把社會鼓動起來，不說服社會也是不可能的。這時候情感共同體的煽動性就尤為強大。2022年，伊朗女孩瑪莎·阿米尼之死引爆了一場大規模社會運動，參與者與其說是被理智說服進來的，不如說是被強烈的集體情感所感召。

另一個著名案例是甘地所引導的不服從運動。1930年，甘地發起食鹽行軍，追隨者跟隨甘地在24天內步行超過240英裡，追隨者從最初78人很快發展成超過兩英裡長的隊伍，後來甚至數百萬印度人也參與到反抗英國殖民政府的食鹽立法。在此期間，甚至出現了數千平民前僕後繼、排隊挨打的驚人一幕。

這無關乎宗教信仰。這是情感共同體形成的凝聚力。在其他情況下，理智一定會勸我們退縮，但是情感共同體告訴我們自我犧牲是值得的。

在香港、泰國、緬甸、伊朗和孟加拉，我們看到社會運動抱著飛蛾撲火的絕望和義憤，義無反顧地迎向軍警的子彈。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有時候我們也這樣感嘆。換成其他語境，當人們無法形成情感認同的時候，也可能不為所動。比如說中國大陸親政府人士看見香港人喋血街頭，也可能毫不感動，甚至拍手稱快；但是同一場運動卻極大地鼓舞了泰國學生和民眾，他們反而在情感上高度認同香港反送中示威者。

這些情況表明，凝結社會的是情感共同體，而不是理性共同體。所謂理性共同體根本上是不存在的。與此同時，上面的案例也表明情感共同體是可能跨越民族和時間界限的。

不屬於情感共同體的同一個民族的社會成員，也可能對情感共同體持敵視態度。上面的情況也說明了這一點：無法被情感共同體裹挾的社會成員，不但不會加入進來，還可能轉而攻擊這個情感共同體。

2. 社會運動要克服的心理障礙

要擴張情感共同體，通常還要面對至少兩種心理障礙：一種是習慣於趨利避害的理智和惰性，另一種是來自情感共同體內部的質疑和來自外部的挑戰。

一個人可能憤世嫉俗，但是什麼都不做，別人要做什麼，他都反對；也可能出於怯懦和短視，勸說正在凝結的情感共同體無限期延遲行動、乃至放棄行動。總之，情感共同體無時不刻面臨來自各個方向的攻擊，無時不刻不面臨崩潰的風險，無時不刻不面臨眾聲喧譁和內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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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吳國光老師近期在《中國領導人觀察》（China Leadership Monitor）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叫《習近平達到權力巔峰了嗎？論集權和治理能力》（Has Xi Jinping Reached His Peak? Power Concentration versus Governance Capability）。這篇文章認為，習近平已經達到權力巔峰，幾乎沒有進一步提升空間，但同時也認認為儘管權力空前集中，但治理能力出現了嚴重問題，這不是光靠集中權力就能克服的障礙。文章發表不久後，吳國光老師出席《不明白播客》為公衆講解了以上觀點。

我們在《誰背叛了改革開放？論習近平對胡錦濤之繼承》、《習近平的繼承人難題：確定和不確定的中國》和《習近平政府怎麽利用改革和不改革風險對衝》等系列文章注意到另一個問題：習近平時代中國的極權體制已經變得跟20世紀極權主義很不相同。

假如我們用「新極權主義」，而不是用可能引起歧義的「後極權主義」（這種説法就像暗示「後極權主義」不夠極權一樣），跟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為典型代表的20世紀極權主義進行對比，我們發現20世紀極權主義主要是依托個人權威破壞制度性權威來建立的極權體制，而習近平主義的極權體制（以下簡稱「習近平體制」）則以混合個人權威和高度制度化的中央集權體制為最顯著特點。

與此同時，我們還在系列文章中指出，習近平體制實際上是從江澤民體制和胡錦濤體制逐漸升級起來的。這個過程表明，習近平體制不但是中央集權體制制度化的結果，也是改革開放自身發展邏輯導致的結果。

如果我們認為習近平體制可以與20世紀極權體制相類比，就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習近平個人權力已經登峰造極，不會再有多大上升空間。但是如果從制度化角度來看習近平的「新極權主義」，我們會發現習近平體制不但有自我強化的趨向，還有許多自我強化的空間，因為習近平體制延續著江澤民和胡錦濤以來的制度化集權路線：利用改革和強化不改革領域進行風險對衝。

更進一步說，不僅習近平體制還有繼續強化的空間，習近平的繼任者接手這套已經高度成熟的中央集權體制之後，也一樣會繼續強化這一套極權體制。吳國光老師已經注意到習近平體制治理能力的低效問題。恰恰是這些低效的治理能力會給利用改革和強化不改革領域進行風險對衝創造大量空間。

習近平時代政治改革恰恰就是對胡錦濤政府低效治理能力的改革。比如成立社會工作部和提升國家信訪局級別，就是為了應對胡錦濤政府低效的解決信訪系統溢出的社會風險問題。江澤民政府成立國家信訪局和維穩系統，也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體制的社會治理能力。

從這些情況還可以看出，中共推動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其他政治改革，即使並不是人民期望的政治體制改革，甚至並不是有效改革（比如還可能引發更多問題），其客觀效果還是在用制度化程序來加強中央極權體制。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是在不斷升級的。恰恰是低效和無效的治理能力給強化政治改革創造了空間，而每一次政治改革又會進一步強化黨對政府和國家的控制能力。

或者可以説，江澤民以後，改革開放創造的新極權體制只有更強化沒有、最強化一説。不僅習近平個人權力還沒有達到巔峰，習近平還不一定是這種新極權體制的最高峰。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出現新的意外，比如大規模社會運動、戰爭或領導人懦弱造成中央權力虛弱等情況，但這些情況畢竟是小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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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為什麽我們唯獨漏掉了1980年代的體制問題？這是因為改革開放真正的轉折點發生在1990年代初，即使中共在1980年代就已經開始進行制度化嘗試了，但制度化程度比起毛澤東時代來説沒有取得多少進展，反而還出現了「朝小野大」的局面：「諸侯經濟」嚴重阻礙中央集權體制有效行使中央權威，「元老政治」和「強人政治」經常以改革的名義隨意干預黨政權威，黨政關係還處在模糊不清階段（雖然一度出現「黨政分開」的聲音），不論是經濟方面還是政治方面都主要依循「慣例」而不是制度設計，恢復中央集體領導制還造成了權力分散（這與「權力制衡」有本質不同）。這些情況是1980年代表面上看起來相對自由的最重要原因。

也就是説，1980年代相對寬鬆自由的時代氛圍，不見得是因為鄧小平或改革派代表人物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相對開明導致的，而是因為制度化程度太低又主觀上放棄毛澤東式個人獨裁，形成了一種低效、無效、乃至亂糟糟的中央集權體制。在這套過渡體制中，胡耀邦、趙紫陽等人開明不開明關係並不大，因為他們本身就權力虛弱。即使鄧小平是作為「元老政治」和「強人政治」的領軍人物，除了主觀上放棄了毛澤東式個人獨裁，他也一樣缺乏制度性權威——鄧小平甚至都不是名義上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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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顧來看，陳雲「鳥籠經濟」才是改革開放最終贏家，事實上從江澤民向習近平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的演進過程就是在實踐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

反而鄧小平稀裡糊涂主導的80年代改革。助長了自由主義風氣，在中共看來就是導致1989年政權危機的重要原因。

江澤民1994年正式掌權以後，就開始逐步結束了自由主義改革試驗階段。不少人誤以為朱鎔基主導的國企改革，是「國退民進」，事實恰恰相反：

朱鎔基國企改革旨在加強和鞏固國有企業壟斷效率，在「抓大放小」原則之下，表面上看來有更多低效國企倒閉和更多領域向中小企業開放，但國企壟斷效率較此前大大增強，政府也在國企改革後對市場擁有了更強的宏觀調控力。

有人誤以為陳雲反對搞經濟特區。其實陳雲不但不反對，反而還很支持。陳雲要求的是強化中央政府對經濟特區的絕對控制，防止自由主義苗頭擴散到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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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著名心理學家喬丹·彼得遜（Jordan Peterson）一則課堂錄影近期在中國大陸社群媒體上流傳，有轉發者打出「不學會殘忍就是對自己最大不公」的噱頭，顯然是對這位心理學家最錯的誤讀，而且這種解讀有濃濃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味道。

本文講講這則影片發人深省的幾個地方：

1. 武術哲學的心理學原理

許多人並不把「武術哲學」當回事。我們說的「武術哲學」，通常稱為「武術思想」，而且世界上各種武術流派都有自己的武術思想。這一點在武術電影中經常可以看到。比如在黃飛鴻、方世玉、葉問系列功夫電影，就能看見中國傳統武術思想的影子。同樣，在托尼賈飾演的《拳霸》裡也有泰國武術思想的影子。

「武術哲學」並不是武術思想的代名詞，如果二者完全等同就沒有必要重新發明一個概念。其不同的地方在於，武術哲學是指武術家對待暴力世界的態度，而武術思想則更加強調如何運用暴力以及如何克制暴力。

比如馬伽術就推崇一種以攻為守的戰術思想，這種思想既是一套武術原則，也是一種具體可實踐的武術技巧。但是從武術哲學層面來看，馬伽術折射出猶太人集體無意識的生存危機和對待殘酷現實的對抗態度，這就又衍生出一種生存哲學。

喬丹·彼得遜闡述的情況實際上解釋了武術哲學的一種常見心理學原理：清醒意識到世界的殘酷性，能自信運用殘酷手段對抗殘酷，但始終保持克制，並不輕易做出殘酷行為。

幾乎所有武術精神都體現出這種「清醒克制」的特點。因為武術家一方面是殘酷的現實主義者，他必須要面對普通人無法克服的恐懼、痛苦和危險；另一方面武術家總是竭力克制自身殘酷特性，並不將世界設想成冷酷的叢林猛獸，他甚至背負著比普通人更重的道德負軛：他既要頑強生存下來，又要鋤強扶弱、擔當社會正義、或成為社會英雄，同時也要磨礪和節制自己的殺傷嗜好。

就此而言，武術家在某種程度上像極了政治家：他不但要懂得世界的殘酷性原理，還要善於駕馭這些殘酷性，最終還不得不克制自己、避免自己成為殘酷現實的一部分。

2. 信奉叢林法則是一種心理殘疾

武術家和政治家一樣，極其容易陷入一種認知陷阱：認為自己擁有能夠駕馭殘酷性的能力，這使得他們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當作是強者，因為誰掌握暴力優勢，誰就掌握權力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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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也有「分權」？「分權」不是民主國家的事情嗎？中國從上到下都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國家，哪裡像「分權」的樣子？這些問題代表公衆的某些困惑，但不得不說，這種困惑很普遍，甚至許多人發生了認知錯亂。

推行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並不像一般公眾想象那樣鐵板一塊。這樣的國家往往在權力分割上存在嚴重缺陷。

不止民主國家有分權，專制國家一樣可能有分權。只是這兩種分權性質完全不同：民主國家分權是制度性的權力互相制衡，專制國家分權則是權力始終難以實現高度統一。

民主國家的分權是制度設計的結果，專制國家的分權則是制度缺陷（或制度化失敗）的結果。這兩者性質完全不一樣。

中國古代王朝跟現在中國一樣存在類似「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情況，主要根源還是出在高度中央集權的秦制上。表面上看來，秦制國家的中央權力無疑是最大了吧？怎麽可能被分權？誰敢分它的權？事實恰恰違背普通人的直覺。

政治跟直覺經常是水火不容的死對頭。直觀判斷往往都不是政治。政治之所以是政治，就在於你不能直觀判斷。秦制國家的分權現象不是中央故意放權，也不是制度性設計的結果，而是高度中央集權體制根本無法有效控制龐大帝國系統每一根神經的結果。也就是說，是高度中央集權就一定會失效，會失效就會有分權現象。然而正是由於權力始終無法有效集中，就會反復整合權力來實現權力集中。

這就出現了專制國家的一種常見現象：已經高度專制的權力還在不斷鞏固和加强。

所以，許多人對專制國家權力有一種「一勞永逸」的誤解。專制國家的權力專斷，從來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通過不斷強化權力中樞對各個神經末梢的絕對控制來加強專權。習近平時代中央權力一而再再而三地空前加強，就是這個原理：權力沒有最集中，只有更集中。

也就是說：專權的本質就是不斷強化專權。一旦這種強化停下來，就是專權走向滅亡的時候了。但是很多人極少會思考：明明權力已經空前集中了，為什麽還在不斷加強？ 加強中央集權顯然是因為有的權力沒有完全納入到中央集權，如果每個環節都完美納入中央集權，那還談什麽不斷加強中央集權？

換句話來說，不斷強化中央集權，恰恰說明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權力始終存在一個難以有效集中的問題。這就是爲什麽中央集權需要不斷强化的原因。

習近平從第一任期身兼多個小組長開始，就直接强化黨中央對各部門和領域的絕對控制和干預。這是跟他推行「反腐敗運動」同時進行的權力强化形式。到後來，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十七萬人大會」、中共發佈第三份歷史決議……直到2024年修訂《國務院組織法》從制度上徹底弱化總理權力和强化黨中央對國務院絕對控制。每一次强化中央權力，都像空前絕後的集權。這也是爲什麽很多人說中國已從威權國家重新倒退回極權國家。

我們實際上是親眼目睹習近平如何在大權獨攬的情況下不斷加强中央權力。但是普通人經常只盯著結果看，很少去觀察動機和背景。不斷强化中央集權，肯定是因爲中央權威正受到持續性威脅——强化中央權力，就是把分散的權力集中到黨中央手裡。這恰恰就説明不斷强化權力是因爲權力分散始終對中央構成威脅。那麽什麽時候才是中央集權的終點呢？中央集權沒有終點。中央集權的本質就是不斷强化中央集權。但是悖論在於：中央集權恰恰是因爲始終無法實現權力高效集中才强化中央集權的。

學術界有一段時間（特別是80-90年代）熱烈討論「碎片化的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當時中國還是個一般意義上的威權國家，至少是處於後極權時代並且社會比現在稍微開明一些的專制國家。當時中國存在的「碎片化的威權主義」不但指權力叠床架屋、分工不明，許多部門都有職責和功能上的重合，嚴重依靠中央權力來協調這些部門間的合作關係，否則它們就互相敵對、互相競爭。「碎片化的威權主義」還指中央權威呈現出碎片化的特點。這種情況無法避免。因爲權力碎片化，中央不得不依靠「政治運動」或「運動式政治動員」來推動權力得到貫徹和實施，這就使中央權威以碎片化的形式來發揮效力。

出現這樣的情況，不是因爲中央權力不夠強大，也不是因爲地方或部門權力過於強大，甚至不是因爲權力結構任性而且混亂。出現這樣的情況，根本上是因爲權力分散、難以集中的結果。

權力分散、難以集中，依照現代人的理解，可能爲聯邦制或民主共和制創造有利條件，因爲看起來就像「分權」和「制衡」。但是這種情況依照中國的政治傳統來看，就完全變了味。權力分散、難以集中，在中國人看來不是權力可以實現互相制衡，以防止權力的任意性和防止獨斷專權，而是一種危機和災難。中國人遇到這種情況，第一反應不是進行制度設計來糾正和限制權力，而是强化中央權威、强化中央集權以便全國上下統一推行中央權威的意志。

權力分散、難以集中對中國歷代中央權威來説確實是災難。因爲秦制國家歷來信奉的是中央權威不容挑戰的傳統。挑戰中央權威會被認爲是要取代中央權威，是另立一套中央權威和建立另一個一模一樣的秦制國家。中央權威與其挑戰者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競爭共存關係，而是一種你死我亡的鬥爭。這是中國人爲什麽一遭遇權力危機，就首先想到加强中央集權，而不是設法與地方或部門實現權力明確分割和把競爭關係實現制度化。

在中國人的政治傳統中，明確分工反而可能是件壞事。對於甚麼都想干預的中央來説，權力明確分工就是限制中央權力。只有權力叠床架屋、分工不明的時候，中央權力才有更多可趁之機，比如承擔協調、組織、動員和實施規訓跟懲罰的權威。

所以，可以説，中國存在的「分權」並不是一種制度設計的結果，而是缺少制度化或者制度化失敗的結果。既然如此，中國存在的「分權」是一種制度性缺陷，而不是制度性設計要追求的客觀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爲這種制度性缺陷才給了中央專制集權以可趁之機。這種制度性缺陷是中央專制集權的土壤，也是中國幾千年秦制的頑疾。要根除這種頑疾，難度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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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覺之間，《當代政治觀念》（Contemporary Political Ideologies）業已陪伴讀者朋友逾兩個月之久。衷心感謝親愛的讀者對本刊支持和信賴，來日方長，希望今後本刊竭盡所能繼續陪伴讀者諸君，與讀者一同成長。

本刊以時事政治評論、國際關係研究跟社會科學科普爲三大特色，旨在從專業角度引導公衆培養對時局的態度和辨析能力，這是作爲流亡海外並仍堅持以華文寫作的公共知識分子本來應盡之義務。本刊以靈活性、專業性和普及性見長，亦以公共知識分子視角，以身作則地介入有關公共議題的討論，既爲遠在故國的讀者朋友，也爲流亡人士，搭建一隅精神上的“哭墻”，用以勉勵跟警醒對抗專制和極權國家的決心。

逾兩月以來，本刊前後共發出18篇文章，計16篇中文稿及2篇英文稿，本文將摘選其中重點和熱點文章進行簡要回顧和重新解讀。

熱點文章：

1. 習近平真的背叛了改革開放嗎? (上、下)

本文首次倡議對中國的“改革開放”進行全面反省。長期以來，“改革開放”作爲一項政治遺產，不但受到北京當局公開維護和繼承，也受到反對派人士承認。在習近平當局大開歷史倒車之際，許多民主派人士紛紛跳出來大加撻伐，要求重回“改革開放”既定路綫。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本文首次公開挑戰已經作爲“政治正確”的“改革開放”路綫。在上篇中，我們簡要回顧了習近平當局接任以前，由“改革開放”造成的亂局：簡單地說，財政聯邦主義與地方放權不但加劇了吏治腐敗和社會矛盾尖銳，還極大地阻礙中央政府繼續推進改革政策；但是更嚴重的問題在於，嚴重挫傷了經濟結構的可持續性，這些現象就是胡錦濤成將“和諧社會”與“可持續發展”擬定爲當時時代發展基調的根本原因。

在下篇中，我們提出了幾個關鍵概念。我們首先指出，爲了防止改革“惡果反噬成果”，民主國家通常用看上去低效率、繁冗拖沓、乃至充滿鬥爭和爭議的民主決策過程，來給改革做刹車片。這種制度性設計，就像是給改革上了一重又一重的保險。但是這種情況在“改革開放”中從來沒有出現，“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像沒有刹車片、沒有防撞梁、沒有安全氣囊，甚至連減震器也沒有，卻在經濟發展快車道上一路狂奔，這樣下去結果不可能避免出現“惡果反噬成果”的情況。

緊接著我們指出，習近平當局在接手前任政府遺留問題時，爲剋服弱勢中央政府的根本缺陷（這是由“改革開放”導致的惡果之一），選擇用超長待機的反腐敗運動持續整肅和打擊地方主義（其中受到整肅的超過408.9萬名黨政軍幹部多爲地方幹部），這是到目前爲止首次提出習近平反復運動旨在剋服財政聯邦主義混亂的相關論點。不但如此，我們還回顧了習近平當局從反復運動走向極權主義的歷史，并且指出由反復運動挫傷的經濟和極權主義造成的體制高壓，正在形成一種“勤政陷阱”——這個概念也是首次提出——使得改革進入“不得不改革又無法改革”的歷史怪圈。這種現象很像是一種末代政府特有徵兆。

爲驗證“勤政陷阱”這一假説，今後作者將出版英文專著來專門系統、深入地批判“改革開放”，回顧這個民族是怎麽誤入歧途的。本文可以視爲這項課題的研究大綱。

此外，本文是近兩月以來瀏覽熱度和訂閲數據最高的文章，充分表明讀者對這一課題的興趣和關注度。

2. 中俄關係的裂痕和可能發生的轉變

關心中國時局的讀者，往往也同樣關心中俄關係以及俄烏戰爭可能對中俄關係產生什麽影響。本文回顧了中蘇、中俄關係史，其中蜜月期是遠遠小於衝突對抗的。可以説對抗才是兩國關係的主流，即便因爲對美國和歐洲的態度，使得中俄表面上親密無間，其實兩國之間的矛盾和互不信任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可能進一步深化。

眼下正在進行的俄烏戰爭會不會成爲中俄關係的轉折點呢？作者認爲這種可能性是非常現實的。其中原因包括：1. 俄烏戰爭將極大地削弱俄羅斯，戰後俄國將不得不重新調整自身的大國心態，以較爲弱勢的姿態來重新面對更爲强勢的中國，這種困惑爲中俄關係注入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素；2. 俄烏戰爭令北京進退失據、處境尷尬，并且直接導致了中國正在加深的國際孤立，使得北京無法按照俄國的需求來予以支持，這也爲今後中俄關係破裂埋下定時炸彈；3. 北京不得不做好準備應對俄羅斯戰敗，因爲戰敗的俄國不但可能成爲區域性動蕩的根源，也可能倒向西方，這使得中國不得不救援戰後瀕臨破產的俄國，這意味著俄羅斯會成爲中國的負擔和負資產； 4. 北京對俄國經濟依賴度沒有外界想象那樣高，戰後俄國會單方面加深依賴中國經濟，這爲中國干預俄國政治創造條件，但是俄國可能利用印度和中亞來抵抗中國操控；5. 中俄除政治傳統上互不信任跟文化上交流深度遠遠低於跟歐美國家關係之外，很少有共通點，反而兩國國内都有反對對方的勢力存在，任何一方勢力占據上風都可能摧毀中俄關係。所以中俄關係看上去很强大，實際上弱不經風，即便中俄走到軍事結盟，也很難對國際地緣政治造成實質性改變。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怨恨”（resentment）在國際關係和政治研究中是一種常見社會現象。評論界往往有一種假想，以爲俄國在俄烏戰爭中戰敗，可能加劇俄國對歐美各國仇恨。其實這是就直覺上的看法而言，并不必然發生。因爲戰敗以後的俄國不得不接受歐美的談判條件進行國内改革和重建，這將爲修復俄國社會中對待歐美的扭曲觀念創造契機。但是並不存在一種機制來修復中俄關係，尤其是俄羅斯人會怨恨中國見死不救才導致俄國戰敗的痛苦現狀——中國會變成叛徒，變成背後捅刀子的國家，變成怨恨對象和敵對對象。怨恨會形成新的、或者加强舊的政治傳統，但不論哪一種情況，中俄關係未來只有對抗，沒有和解的可能性。

政治地思考經常是違背直覺的，因爲直覺往往充斥著迷信和假象。我們政治地思考國際關係的時候，通常需要逆向思維——逆向地思考最不可能的可能性，因爲通常情況下，這就是所謂的偶然性或黑天鵝事件。黑天鵝事件自身存在一種奇怪的悖論：在動蕩因子和變量急劇增多的階段，反而大概率事件發生的可能性要遠低於小概率事件。因爲我們看見歷史上諸多“劇變”和毫無徵兆的歷史轉折，都源於小概率的黑天鵝事件。這倒不是說歷史發展是由偶然性導致的。“黑天鵝悖論”指的是一種被忽略的偶然性，這種偶然性并不是孤立發生的，而是基於現實條件和歷史因素的一系列變量。

關於這個“黑天鵝悖論”假説，我們今後將專門另闢一篇文章結合歷史來詳細解釋。

3. 東亞民族主義：南韓與中國有什麽不同？

我們看到韓國民衆在有關福島核廢水排放問題上，顯得格外激進。相比而言，中國社會雖然蠢蠢欲動，但是并無具體動作。同樣是建立在反日情緒基礎上的民族主義，中國與韓國大有不同。

本文指出，韓國更接近反日情緒，中國則是仇日情緒。韓國圍繞慰安婦和强徵勞工事件進行了曠日持久的爭訟，這一系列爭訟至今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是引爆反日情緒最重要因素。但是相比於韓國人，中國人的仇日情緒是抽象的，既不圍訴訟和索賠，也不存在具體目標以實現補償性目標。這意味著韓國跟日本仍然存在修復關係的空間，但是中國跟日本則不存在這種修復關係的契機。因爲中國官方意識形態和歷史教科書灌輸著大量抽象的仇日情緒，這種抽象的情緒旨在以復仇爲目的，而不是以修復關係爲和平發展做長足計議。

奠定韓國民族主義基調的保守主義政治與中國截然不同。韓國左翼親中國和北韓，疏遠美國和日本，致力於在地緣政治上藉助中國影響力和獨立的對朝鮮政策，來平衡美國和日本對本國政治影響力，增强國家在經濟和外交上的獨立性。與左翼不同，韓國右翼將共產主義視爲威脅本國存亡的首要大敵，因此，在政治上親近美國和日本等盟友，希望通過加强與美國和日本通力協作，抑制中國和北韓對本國民主政治之威脅。

中國的保守主義政治是建立在文化殊異性和抗拒普世價值基礎上的孤立主義政治，它以反對西方中心主義、抵制西方價值觀念和文化觀念爲首要特徵，同時體現出鮮明的中國中心主義特點。中國在俄烏戰爭中并沒有像土耳其那樣承擔最重要的調解角色，不管是糧食協議、還是俄烏談判，都與中國沒什麽關係，即便中國積極地做出促和舉動，但是沒有説服任何一方，也沒有徵得西方國家信任。中國的孤立主義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中國面臨國際孤立的直接原因。中國走上孤立主義道路的歷史背景是在50年代公開倒向蘇聯並徹底與美國跟歐洲翻臉以後，很快又跟蘇聯結仇。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管是基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還是基於現實問題，都沒有有價值的結盟對象，於是中國跟120多個國家一起倡導所謂的“不結盟運動”。事實上，中國是既沒有值得結盟的對象（民主國家不跟你結盟），也不敢跟惹是生非的國家結盟（因爲這些國家不但缺少戰略價值，反而拉你下水的風險更大）。

第三，韓國民族主義背後最大推動力之一，文化民族主義，是韓國文化的典型特點，這跟韓國成功打造“韓流”文化有關。南韓年輕人對傳統文化的興趣，要低於對流行文化的興趣，因爲韓國年輕人積極擁抱普世價值，積極擁抱開放社會，并且通過流行文化不斷塑造韓國在世界舞臺上的新角色。除此以外，南韓青少年積極參與國際議題，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將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觀念融入到文化價值和社會鬥爭之中。但是中國官方欽定的民族主義形式完全與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也沒有表現出融入世界的欲望——中國要求的世界接受中國文化，而不是要求中國融入一個自由開放的世界。中國的票房奇跡大片和主推文化產品在歐美列强反應冷淡，相比之下，韓流則呈現席捲之勢，像《魷魚游戲》這樣成功的商業作品就是韓國積極融入世界的結果，但是中國文化生產則像自言自語。這也表現出中國文化相對固步自封的特點。中國不但融入國際社會失敗，反而還與國際社會漸行漸遠。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民族主義不但有盲目自大的嫌疑，還表現出比較原始的族裔民族主義，這一點更接近北韓，而與南韓相去甚遠。

值得推薦：

4. “佩爾茲曼效應”與高風險社會：中國大衰退

本文推出了兩個重點概念：一是探討了政治學意義上的“佩爾兹曼效應”，二是對“風險社會”概念做了進一步發展。

本文認爲北京推出的刺激型消費鼓勵政策無助於提振中國日漸低迷的經濟萎縮。相反，只有通過保障型消費政策才能剋服經濟政策可能產生的“佩爾兹曼效應”。這是因爲家庭和企業在察覺到風險因素不斷增加而自身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家庭會縮減開支，企業也縮減規模和減少投資，這樣就造成了經濟上的惡性循環。但現實卻是，北京當局竭力鼓勵家庭消費，但是收入沒有增長，也沒有階段性補貼，家庭沒有保障，反而承擔越來越高的債務，這種情況是很難刺激消費的。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大力補貼國有企業，雖然政策不斷傾向於私營企業主，但是沒有財政保障和救濟，私營業主并不敢冒日漸升高的風險擴大生產和投資。於是就出現了政府與家庭、政府與企業互不信任的情況：政府不相信補貼家庭和企業會刺激經濟活力；家庭和企業也由於缺乏保障兜底，不相信政府的經濟刺激政策，也不敢不縮減開支。中國社會“信心崩潰”現象是升級“風險社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高風險社會”也是導致“信心崩潰”的主要原因。

本文最重要的創新概念是“高風險社會”。本文的重要論點是：德國社會學家 Ulrich Beck 提出的“風險社會”概念忽視了政治社會和經濟動蕩引發的高風險特徵。處在“高風險社會”的國家，不但可能促成“風險社會”的一般風險（比如流行病和環境災難），還可能由於體制缺陷導致一連串新風險，比如中國的政治體制就是引發三年大饑荒、SARS和COVID兩次起源、2023年京津冀洪災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説“高風險社會”不但可能加重自然災害的災難性後果，比如因爲政府隱瞞和掩蓋兩次導致傳染病擴大成全球大流行；還可能是直接製造災難的來源，遠者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饑荒和動亂，進者如未經告知泄洪導致河北部分地區出現洪災並造成人員傷亡，而政府卻不予賠償和救濟。又比如官僚和特權獨占醫療資源特權，導致中國80%政府醫療投入均爲850萬黨政幹部服務，這些錢本可以用在全民免費醫療上。也就是説，“高風險社會”也意味著社會資源分配不合理加劇社會不公。另外，中國政府煽動極端仇外意識形態和加强極權主義社會管控，不但升級了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的風險，還可能嚴重損害國家經濟和國民基本人權。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表明，中國正處在“高風險社會”中，像這種情況不但不利於中國恢復經濟活力，反而可能加劇社會矛盾和衝突。

本文係作者有關“高風險社會”研究課題的綱領性文章。

5. 評論 | 從“彎道超車”到“遙遙領先”：中國人的精神鴉片

本文是一篇時事評論文章，相對來説，學術氣質最輕，結合時事，可讀性最强，但仍然不乏重要創見。

本文創造性地考察和追溯了中國近幾年從“彎道超車”到“遙遙領先”等社會心理的源頭，將之與中國近代史和現當代史結合，并且重新對比了洋務運動和改革開放的共同特點。本文認爲改革開放仍沒擺脫“中體西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陋習。不但如此，沉浸在宏大歷史敘事中無法自拔的中國，每次在學習西方的時候，都存在這種拿不起放不下的弊病。

與此同時，本文還回顧了中國對歷史狂熱的根深蒂固的執念，解釋了習近平召開“中國-中亞峰會”大搞仿唐“cosplay”背後的政治、文化和歷史因素，剖析了中國優越感的來源和中國的歷史修正主義傳統。

最後作者指出，從“超英趕美”，到“彎道超車”，再到“遙遙領先”，從始至終都貫徹著同一套邏輯：中國要實現某種榮光，就必須踩在其他國家頭上，一旦實現這種榮光，中國就覺得好像成功復興了大唐盛世。顯然，這是一種狹隘的文化報復心理，并不是正常的文化現象。

本文寫作作爲公共知識分子引導公衆思考的範例，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將深度、廣度與時事熱度結合起來，爲公衆和學術界之間假設橋梁，爲時事解讀提供專業、準確和有深度的判斷。

6. The Middle Kingdom Syndrome

本文是在G20峰會背景下，用英文寫就。本文從習近平不去參加今年新德里召開的G20峰會開始，一路剖析中國和印度的戰略對抗。本文傾向於認爲，中印邊界衝突只是中印戰略對抗的表象，中印戰略對抗并不是圍繞邊界衝突來進行的，所謂邊界衝突只是雙方調整攻守姿態的一種“表演”形式。

本文引用印度裔學者 Mohan Malik 指出，中國和印度歷史上都將自己視作中央王國，並在這種歷史包袱上產生了，一種“中央王國綜合徵”（Middle Kingdom Syndrome）。所謂“中央王國綜合徵”，指的是中國和印度在爭奪亞洲地緣政治主導權上的動機。這種中央王國心態主宰著中國和印度兩國各自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定位，甚至也滲透到了兩國各自的民族國家想象中。

中印兩國都在竭力削弱對方，不但中國竭力拉攏印度的鄰國，還支持印度周邊國家内戰和軍火貿易，并且將中國重要戰略投資從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一路佈置到緬甸皎漂港、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達爾港、非洲吉布提港，看上去目的是維護中國能源安全，但是在印度看來則是中國將髒手伸到印度洋，干預印度洋國家事務，對印度形成合圍。這是印度毅然決然與日本、美國和澳洲等國家結成“印太戰略“構想的原因之一：因爲中國的存在威脅到印度，即便中國此前并沒把印度當成重要敵對力量。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印度可能會成長為印太地區抗衡中國的主要地緣政治力量。清晰和準確地認識中印兩國利害關係，無疑將有助於認識未來政治走向。

當我們說政治社會的時候，我們首先預設的是一個制度化的社會現實。所謂制度化就是對自由的管理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秩序。但制度化并不總是成功的，而且不同的社會形態將優先順序放在不同的事務上。比如有的國家借由政治運動或歷史情結來補足制度化缺陷，有的國家則進展到用修復社會等級體系來剋服制度化的副產品。甚至於連沒有社會結構、純然平等主義、完全一盤散沙的原始部落，也並不與社會等級和制度化完全絕緣。這些都是怎麽做到的呢？

近幾年，社會科學各個領域都在不斷攻城略地，新出版物應接不暇。以下我們從近五年新出版圖書精心挑選出五種，來嘗試窺探社會科學在以上研究領域新的動向。

在這個書單裏，你會看見因爲恐懼抓捕只好躲進監獄避難的敘利亞人、患上“開羅綜合徵”的中國人、毫無社會組織卻仍能形成秩序和規範的原始部落、依靠政治運動來彌補制度性缺陷的新威權主義國家、以及努力剋服社會等級體系的民主國家。

從這些選題可以看出，本書單的甄選標準是主要依照趣味性、知識性和學術價值并重的原則，同時也兼顧公衆所能接受的通俗程度。

1. Lisa Wedeen: Authoritarian Apprehensions (2019)

敘利亞一個小村子，有天收到上峰命令：不許村民給官員拍馬屁。這個命令給當地村民造成極大困擾，因爲他們此前一直習慣了給官員拍馬屁。這讓村民們感到很焦慮，人們搞不懂這個命令到底是要圖什麽：如果不能自由地拍官員馬屁了，還是人過的日子嗎？村民們既要爲怕馬屁擔驚受怕，又要爲不拍馬屁承擔難以想象的後果，於是想出來一個絕妙主意：主動投案自首，把自己關進監獄裏，這樣就不用爲拍馬屁或者不拍馬屁承擔風險了……

這是一個虛構故事，來自敘利亞2010年一檔情景喜劇，當年這個劇一度引起萬人空巷，造成轟動。像這種含有政治諷刺色彩的喜劇，在巴夏爾·阿塞德（Bashar al-Assad）執政前十年並不少見，許多都能造成轟動效應。你也許覺得在一個威權主義國家，能有空間留給政治諷刺喜劇，一定是相對開明吧？也許還有許多中國人產生共鳴，尤其是看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春晚小品的人，可能感慨當時的政治諷刺既露骨又大膽，就覺得那20年風氣還是相對開放的。當然，這些都只是未經批判的直觀感受而已。

經過數十年扎根敘利亞的田野調查，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 Lisa Wedeen 發現，在敘利亞這樣的專制國家，即使政治喜劇，也可能悖論性地支持跟配合國家的規訓機制，也就是説，可能有意無意地製造服從威權專制的效果。對喜劇來説，專制政府所容許的“大不敬”（irreverence）事實上也在遏制或轉化其感受到的敵意——有時候，這種敵意還是故意誘導和鼓勵的結果，有點像中國央視主旋律電視劇《以人民的名義》故意誘導民衆對“腐敗官員”產生敵意——這樣的喜劇給人一種風氣開明的錯覺，并且强化公民對專制政府的依附和服從。

更進一步，Lisa Wedeen 就開始逐步深入探討專制社會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現象，簡單説來就是：“我明知道這樣做不對，但是……”——這裏的“但是”就顯得意味深長了，因爲很多情況下，由“但是”引導出來的意見，通常悖論性地抗拒我們自身的意願——由“我明知道這樣做不對”所暗示的意願。

Lisa Wedeen 將這種情況稱爲“曖昧性”（ambivalence），它顯示出一種在依附於現有秩序和渴望變革之間的矛盾糾結心理。更重要的是，這位政治學家從敘利亞田野調查中進一步推進和發展了意識形態理論——她認爲“意識形態”（ideology）恰恰就是在日常生活實踐中，通常沒頭沒尾地表達出來的，體現情感依附的具體行爲和話語。意識形態不止存在於政府支持者那裏，在中間派和反對派之間也普遍存在。意識形態呈現出來的矛盾和焦慮特質，很好地體現在上述“曖昧性”之中。

這個新的意識形態概念是 Lisa Wedeen 對其在1999年提出“象徵性的規訓權力”的進一步發展。在《統治的模糊性》（The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1999/2015）中，Lisa Wedeen 發現，敘利亞專制政府旨在通過大肆推動對時任總統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現任敘利亞總統巴夏爾·阿塞德的父親）的個人崇拜，製造服從（compliance）。也就是說，敘利亞專制政府的統治策略是基於服從而不是基於合法性（legitimacy）：專制政權通過强迫民衆參與針對獨裁者的致敬儀式來製造服從，即便參與者和發起者都不相信政府的虛假宣傳，服從仍然產生了——服從的具體形式，就是官僚和平民行爲擧止“好像”（“as if”這個概念對 Lisa Wedeen 很重要）表現出對領袖的敬拜。這種“好像”政治（a politics of “as if”）看上去既不理性，又虛僞透頂，但是非常有效地製造了服從，因爲只有言語和行爲上表演服從，才能實現權力實體化（to substantiate rather than legitimate power）。

這種情況在中國同樣存在——中國重新興起對國家領導人的個人崇拜，很大程度上也是爲了强化服從，而不是爲了塑造領導人的合法性。這種服從形式，不但體現在上至官僚下至平民針對習近平本人的“學習”活動、“學習”會議、“學習”報告、“學習”語錄、“學習强國”軟體等一系列活動，也體現在習近平語錄和形象廣汎存在於中國社會每個角落。即便對習近平本人不滿、或者不相信官方宣傳的人，在公開場合仍然表現出服從。很多時候，個人加强自我審查（包括網民規避網絡審查）也是一種服從形式。

本書精彩跌出的田野調查案例和分析，及其敏銳的洞察力和發人深省的深描，對比照和瞭解中國的社會現象和專制主義制度有深刻藉鑒意義。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作者故意采用“Authoritarian Apprehensions”命名本書，主要基於“apprehension”一詞三重意思：抓捕、憂慮和理解。本書也正是圍繞這三重意思來展開。另外，從前面提到的《統治的模糊性》（1999/2015）一書可以看出，Lisa Wedeen 深受象徵派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影響，她的理論大廈根基就是從象徵人類學開始的。

2. Rana Mitter: China’s Good War (2020).

牛津大學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 Rana Mitter 在本書裏提出了一個概念：“開羅綜合徵”（Cairo Syndrome）。這個概念指的是中國不斷通過回顧二戰（也就是中國的抗日戰爭史）和戰後時期來塑造道德制高點和增加自己（以及盡可能削弱日本）在戰後國際秩序中的發言權。

這個“開羅綜合徵”得名於1943年的“開羅會議”。“開羅會議”在西方世界看來，并沒有多特別的重要性，但是在中國跟台灣，看起來情況似乎并不是這樣。2013年，全世界只有中國跟台灣舉行了“開羅會議70周年紀念”。到2015年中國的主旋律電影《開羅宣言》才假托美國羅斯福總統之口，道出中國想要成爲“負責任的世界大國”的自我定位。

這種沉浸於二戰史的民族狂熱，給人一種感覺，就好像中國一直沒有走出戰後時期——或者説，中國的戰後時期太過於漫長。同盟國和軸心國多少都經歷了艱難的戰後重建，但是中國沒有經歷過。因爲在1945年二戰結束以後，緊跟著1946年中國就爆發了内戰，内戰結束後中國又經歷了長達三十多年社會動蕩。1949年以後，在忙於共產主義革命的前三十年裏，有關抗日戰爭的集體記憶通常只限於官方紀念活動或者用於歌頌共產黨的樣板戲表演，在民間這類集體記憶遠遠不像1982年以後那樣强烈。

1982年似乎是一個轉折點。在長達三十多年共產主義動亂告一段落之後，中國剛剛開啓改革開放。這時候共產主義信仰開始出現危機，并且在那以後再沒有一種意識形態足以比肩共產主義來凝聚人心。這一年中日建交才10年，而且正在大力支持中國改革開放。但是也在這一年，日本修改教科書引起了爭議，給中國提供了一個通過塑造民族主義來重新凝聚人心的藉口。從那以後，中國就開始越來越沉迷於二戰敘事，不但在國内大肆宣揚修正主義歷史觀、推動奠基於這種歷史觀的所謂“愛國主義教育”，還在國際交往中頻頻重申領土訴求以及中國作爲二戰戰勝國的國際地位。

Rana Mitter 注意到，中國遲遲不肯走出二戰歷史可能由多種因素造成。一是有關抗日戰爭（但事實上是修改過）的集體記憶被用來重塑中國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在不以階級鬥爭爲綱之後，抗日戰爭史被用來塑造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和改造民族認同。其次是中國借由抗日戰爭將本民族描繪成占據道德制高點的强大戰勝國。到習近平時代，抗日戰爭仍然被當作中國近代反抗侵略史中一次完全的勝利來紀念。第三點也與這個企圖有關：中國希望通過不斷重申戰勝國地位和道德制高點，來攫取更重要的國際發言權和更高的國際地位。第四點與第三點也息息相關：中國的國際關係就是由跟二戰史有關的觀念來形塑的。中國具體是怎麽做的？

本書對於深度分析中國社會的反日現象，追溯中國的二戰史修正主義觀念之形成，對於中日關係研究有重要啓發意義。比如在作者看來，中日關係最好不要理解成衝突關係，而是要將這種關係，納入到中國有關自身民族認同本質持續爭論之中來看。這裏又回到開頭的話題：中國爲什麽這麽在乎“開羅會議”？本書作者認爲，這關係到中國是否能夠重新接續1930-1940年代未完成的民族性改造。

本書曾榮獲2021年“亞洲研究圖書獎”（ICAS Book Prize）。但是不可否認該書缺陷也相當明顯。比如這項研究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中國重新融入國際秩序并不對國際秩序構成挑戰。與此同時，作者也沒有解釋爲什麽中國會采納二戰歷史話語來重塑民族認同和民族主義。另外值得探討的話題是：中國這種修正主義歷史觀對於中國如何感知和認識戰後國際秩序有什麽影響？

3. Marshall Sahlins: The New Science of the Enchanted Universe (2022)

本書是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家 Marshall Sahlins 最後一部力作。中文讀者知道 Marshall Sahlins，通常是因爲《歷史隱喻與神話現實》（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1981）、《歷史之島》（Islands of History, 1985）跟著名論文《甜蜜的悲哀》（The Sadness of Sweetness, 1996）。通過這位人類學家化腐朽為神奇的精湛技藝，許多讀者都記住了庫克船長（Captain James Cook）在被夏威夷原住民殺死後是如何被煮得香噴噴的。

Marshall Sahlins 所關心課題與其寫作一樣，一如既往地吸引讀者。這位極富創造力的人類學家到晚年開始思考一門新科學，不管是對人類學，還是對政治學和哲學，都有著極大啓發性。這門新科學是圍繞一種“宇宙城邦制”（cosmopoliteia）假説來進行的。

Marshall Sahlins 深入考察了大量民族志、考古學、歷史學、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神學和神話學文獻，他發現，人類歷史上絕大部分文化都將超自然力量（神、鬼、妖、精靈和半獸人或半神人等等）看成是真實的人或者“元人”（metapersons），看成是與人類互動并且操控人類命運的宇宙社會的一員。也就是説，這些“元人”并不是哲學意義上的先驗概念，而是内在於經驗中的真實概念。這種概念對康德主義來説是顛覆性的，因爲這些作爲“物自體”（Ding an sich）的“元人”，不但是可知的（knowable），還是與人類社會互動的（sociable）。這些“元人”是某種高級人類形態，而宇宙社會就是由這種種高級人類形態與人類存在共同構成的等級社會，人類社會不過是這個等級社會的小小的一部分。

這個“宇宙城邦制”假説可以表述爲：人類社會并非是複刻超越於其上的某種神聖秩序，而是這種神聖秩序的延伸，并且自身也構成了這個秩序的一部分。

Marshall Sahlins 發現，即使在組織程度最低、最缺乏等級體系的部落社會，也有賴於依靠一個經過等級化組織的宇宙社會（a hierarchically organized, cosmic polity），在這種社會底下，人處於依附地位，人對這個社會心心念念，表現恭順，并且知道自己是處於弱勢，易受傷害。比如生活在北極圈的Naskapi人，將血喙蝇（moose-fly）看成是管理魚類和 Naskapi 族的主人，Naskapi 漁民能不能捕到漁獲（或者捕到什麽漁獲），取決於漁民有多順從於掌管漁業的靈力（spirit-power）。但 Naskapi人 是毫無社會組織的，也沒有所謂權威存在，他們只知順從於來自靈力的統治力量，因爲是靈力保障他們的生存條件：如果他們在捕魚技術上有所成效，全賴於他們與漁獲主宰者的關係。

又比如亞馬遜河流域的 Achuar 人，他們主要依靠捕獵和最原始的刀耕火種爲生。其社會組織程度接近於零，沒有酋長，沒有村莊和社群，也沒有母系或父系氏族。但是這并不意味著 Achuar 人是沒有社會制度或社會形態的。管理獵物的“獵獲之母”（game mothers）同樣掌管著 Achuar 人的社會秩序，因爲狩獵行動須得與“獵獲之母”協議之後才能取得效果。這個“獵獲之母”就像是個“大號的人”（an outsized personage），所有狩獵對象（game-persons）——也被認爲是“人”——都處在“獵獲之母”的權威之下，由她根據與獵人的協議來分配和決定最終獵獲。對於 Achuar 婦女來説，木薯和其他農作物之母 Nunkui 女神，也是某種制度或法則的化身。婦女通過一套複雜的聲音、隱喻和服從姿態，用符咒來將自己變成 Nunkui 的化身，將農作物作爲自己孩子來養育。

有鑒於這一特點，我們的人類學家說：人并不是憑空創造了神，而是將已經作爲其生存條件的力量視爲現實。人并沒有想象神，而是將超出人的力量客體化和主體化，而他們自己有賴於依靠這種力量生老病死。正因如此，Marshall Sahlins 說，大部分人類歷史和社會形態都表明，人的存在已經是他律化的結果（human existence…has been heteronomous）。

Marshall Sahlins 的“元人”概念似乎在超自然力量跟構成超自然秩序的規范性法則之間猶豫不決。對政治哲學來説，“元人”像是一種超出人類社會、破除人類中心主義迷信的制度性規範，像是人與自然秩序協商的結果，既不是純然專斷的，也不是純然被動的。而“宇宙城邦制”假説顯然將研究觸角，進一步推進到“政治人類學”或“政治神學”領域，也許這就是 Marshall Sahlins 最後想象的新科學。

這本書同時也引起我們思考，構成我們知識主體的歷史性經驗是如何構成制度性現實和政治社會的。可以説，Marshall Sahlins 的探索和提出一系列遺留問題，對政治和政治社會如何形成構成了新的挑戰，因爲在無政府狀態下的人類社會，仍可能是制度化的，即使這樣的社會毫無組織可言。政治再一次成了巨大的謎題。

中文讀者比較少知道的是這位人類學家還專門研究過中國的孔子學院，並發表過《孔子學院：惡意學術插件》（Confucius Institute: Academic Malware, 2015）來表達强烈反對意見（這本書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針對孔子學院的遏制性政策）。

4. Zhou Xueguang: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in China (2022)

本書作者是斯坦福大學政治學家周雪光教授，該書中文版《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出版於2017年，但是因爲衆所周知的原因遭到北京當局下架，也不再重印。但本書英文版與中文版内容上存在很大不同，大部分材料都有重新修改和重寫，期間作者的思想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可以説與中文版是兩本書了。

本書的思想雛形可以追溯到2015年的論文《從黃宗羲定律到帝國的邏輯：中國國家治理邏輯的歷史綫索》，該文提出，中華帝國的國家治理邏輯是：通過在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之間和在（中央）象徵性權力跟（地方）實質性權力之間找平衡，來剋服帝國國家治理的“委托-代理”難題。

到本書英文版，周雪光將關注重心放在中央集權與實質性地方治理之間的“基礎性緊張關係”（the fundamental tension）上。爲剋服這種基礎性緊張關係，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四種反應機制：一是基於穩定的制度安排，在中央政策與地方執行之間出現可變結合；二是穩定但有彈性非正式制度與正式制度共存，并補充正式制度；三是政治措辭和官方意識形態的儀式化，在維持地方官員象徵性服從和保障央地權威在實踐上的鬆散結合上發揮的重要作用；四是由上而下的政治運動（top-down campaign-style mobilization）被中央政府用來加强中央權威，重新劃定地方靈活性的邊界，以及加强央地權威的可變結合。

由於應對“基礎性緊張關係”的制度性安排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中國在向法治和官僚體制理性化進行制度轉型的過程中遭遇了巨大困難。不同於基於法律和理性合法化的韋伯式官僚系統的特點，中國官僚體制往往受制於中央政府任意專斷的權力。因爲法治、官僚體制理性化、專業化等新制度跟新機制傾向於削弱中央權威，催生出地方自主和多中心管理模式，這被認爲對集中中央權威和對上級權威任意專斷地干預地方構成威脅。與此同時，法治和官僚體制理性化有促成不同地區推行標準化實踐的傾向，這就會大大減損地方政府靈活貫徹中央政策的執行力，降低地方治理的效力。

這種現象并不是當代中國特有問題，而是歷史上就存在。以清代乾隆朝“叫魂”案爲例，1768年由“叫魂”巫術引發的恐慌，迅速從中國南方傳到華北地區，引起朝廷震動。皇帝認爲這種現象是造反的幌子，地方政府不得不用掩蓋事情真相來逃避責任。於是皇帝就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調動各級官員追究造反頭目並嚴懲逃避責任的官員，結果很多官員就因爲涉嫌謀反和逃避責任遭到嚴懲。但是到年底時才發現，根本不存在所謂造反證據，連密謀造反的證據也沒找到。皇帝只好叫停了政治運動，象徵性抓幾個高官當替罪羊。這種情況在中國歷史上絕不少見。由習近平發起的反腐運動也是這樣。本來中國有公檢法系統來懲治腐敗問題，但不管是習近平的中央紀檢委，還是其前任的中央政法委，都成了超越常規法律程序之上的反腐手段。但習近平反腐運動不但達到了運動規模，還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權。不但如此，習近平時代湧現的“扶貧運動”、“餐桌革命”、“厠所革命”、“垃圾革命”……全是由中央直接發起的、直接干預到地方和個人的政治運動，本質上與乾隆皇帝發起的追究“叫魂”案運動如出一轍。

周雪光說，中國歷史上絕大部分時間都奉行這種靈活、鬆散的制度性實踐。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靈活性和適應性似乎是制度化社會的有益補充，但是其代價也非常明顯，尤其是效率低下而且自身缺乏穩定性。

這種不穩定的央地緊張關係既是社會動蕩的根源，也是造成改朝換代頻繁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是，這種不穩定的制度缺陷實際上有反制度化或者抵制制度化的傾向。在這種制度之下，官僚體制的理性化和常規化進程，總是遭到中央政府用任意而且專斷的權威打亂。由於缺乏可依賴的法律制度同時規範和約束中央和地方權力，中國官僚系統内部也與中國社會一樣，將“關係”視爲減少阻力、規避風險和繞開常規法律程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這種政治生態中，結黨營私和系統性腐敗現象是無法根治的，而且中央與地方互不信任還加深了自身的不安全感。這種情況使得中國歷史像遵循某個周期一樣循環。

5. Niko Kolodny: The Pecking Order (2023)

John Rawls 在其名著《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1971）中遺留下來一些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第一，個體享有的自由權利應與其他人的同等權利相容，但是也存在不懂得如何運用自由權利的情況。這時候政府如果跳出來以“爲你好”的名義干預你，是否會對你自由權利構成侵害？第二，差別原則與機會均等原則事實上是基於已有社會等級體系提出來的。也就是説，它并不是基於平等主義的真空進行政治設計，而是基於承認社會現狀是由差異構成的。這個“差異”并不只是指你與鄰居不同，也指社會階層差異。比如李嘉誠與自營雜貨店店主就存在階層差異，就算政策傾向於雜貨店老闆并且他享有同等競爭機會，李嘉誠在現有社會等級中所掌握的話語權跟影響力，仍然可能促成不平等的社會關係。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哲學家 Niko Kolodny 針對 John Rawls 遺留下來的問題，提出了新方案，其主張可以視爲是進一步細化 John Rawls 的自由和平等原則：其一，在擁有能夠改善自身生活的機會時，人才是自由的；其二，人的自由不應該受到侵犯，不論這種侵犯是不是以“爲你好”的理由做出來的；其三，人的平等權利指人不應在社會等級體系中被置於“從屬”（inferiority）位置。

用作者自己的概括來説就是；要求改善的訴求（claims to improvement）、不受侵犯的權利（rigths against invasion）和要求不被置於從屬位置的訴求（claims against inferiority）。

在 Niko Kolodny 看來，人的政治審度，與其説是受自由驅動的，不如説是受從屬（inferiority）驅動的。然而，所謂“claims against inferiority”并不是要反對從屬關係本身（而且也不可能），而是要行爲人（在主觀或客觀上）避免涉及從屬關係的行爲。在行爲人是國家的時候，要求不被置於從屬位置的訴求，就是要求國家避免或不可造成權力和權威出現不受制約的不對稱性（untempered asymmetries），防止或者消除不受制約且不應該的懸殊差異（untempered, unmerited disparities in regard）。

Niko Kolodny 之所以特別在乎“從屬”問題，是因爲國家與個人處於極不對稱的等級關係中。國家是已經確定的社會結構，個體與國家的關係在持續發展。國家可以觸及的範圍和領域非常廣汎，不但涵蓋社會的角角落落，還可能持續伸張。再者，鮮有限制可制約國家對個人合法施加的影響和命令。尤其是個人要避免與國家發生以上關係，不但成本過高，還難度極大。而且國家的決議通常是終極決議：因爲國家始終處於社會等級最高位置，在國家之上再沒有可以申訴的地方。與此同時，先前談論公民權利平等時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你與他人在公平權利上的平等，主要是因爲你們與國家之間存在互動。也就是説，權利平等是通過互動來體現的，而互動是在社會階層和等級體系已經存在的環境中發生的，這就很難避免互動過程受到這些因素制約。

個體能夠做什麽呢？就作者列舉出來的案例來看，比如要求懲治腐敗、要求反對歧視、要求平等待遇、要求法治、要求同等自由權利、要求機會均等、要求治理貧困問題以及要求不受侵犯自由的干預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是“hierarchy”，還是“inferiority”，在 Niko Kolodny 的哲學體系中都與常規用法有不太一致的地方。Niko Kolodny 在强調社會等級的時候，這裏的等級并不是作爲一種等級制度，而是作爲一種由階層分化導致的現實；在用到“inferiority” 一詞時，主要用來指代在社會等級中處於從屬地位或不利位置的情況。

承認作爲一種社會現實的社會等級，并不是要加深等級鴻溝和凸顯等級的不公平之處，而是恰恰相反：個人在社會等級製造的巨大壓迫感面前被迫屈從，被迫犧牲自己的自由來達成妥協，這個問題是可以通過制度性保障申訴權利來解決的。也可以説，承認社會等級這一現實，是爲了解決由社會等級引發的不公。

Niko Kolodny 認爲，單純地聲索自由平等權利是抽象的，而要求不被置於從屬位置則是更加具體地解決社會等級體系可能對個體造成的不公，包括威脅到個體充分實踐自由權利。於是自由與平等權利的問題，被轉換成了解決個體在社會等級中可能被迫從屬和被迫讓渡權利的問題，也就是說，被置換成了解決從屬性關係問題。

但是從 Niko Kolodny 的描述來看，解決從屬性關係問題，重心被放在個體對反抗社會等級不合理之上，體現出一種由下而上的追索路徑，從國家層面通過制度性設計來對抗社會等級體系（也許更有效）卻沒有受到深入討論。另外，如果個體在糾正等級體系的過程中，因遭遇到巨大阻力和成本，主動屈從於社會現實的情況，他應該得到哪些制度性協助和補償呢？這些都是有待深入考察的問題。